关键词：中国 古代科技史 误读 先前阔
江晓原教授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而这个“伪问题”的出笼，“也可以归为误读的范畴之内。”[1]江教授的这个论述大概是说，因为我们误读了李约瑟，所以也就误读了中国科技史，于是就出现了“李约瑟难题”这个伪问题。其实，从李约瑟本人和李约瑟雇用的写作班子，到我国当前的中国科技史教学与研究，又何尝不是以“先前阔模式”误读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呢？这样的误读，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使得我们不能清醒的认识我们的过去，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重做一些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工作。
“先前阔”的文化阴影
“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2]
这种“先前阔”意念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有“小日本”打败“大中华”的甲午海战，这些使大清帝国蒙受屈辱的战争，迫使自我封闭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地面世界接触”（马克思语）。然而，就在这个“与地面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术语词典中出现了“列强”这个词。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其实，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一、处阴休影法
《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3]
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二、圣教同源法
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4]
这种“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719年，英使马戈尔尼曾经带来一种“自来火”（安全火柴），它使一些缺乏见识的中国人惊异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还在把这个小巧的发明叫做“洋火”。可是，居然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证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早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火柴。这种圣教同源的考据并不可靠，但是，很容易强化“先前阔”的意念。
三、关门见喜法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舍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
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5]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状态，没有让学者“开门见喜”的现实条件。于是，大家都十分自信地热衷于“关门见喜”。
凡此种种，使得“先前阔”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
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要摆脱“先前阔”的文化阴影，首先应该解决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理论上讲，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历史。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东西不应该写入科技史，尤其不应该将本不符合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标准的东西肆意拔高。这个看似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则，在我们日常的科技史教学和研究中却很难贯彻。于是，我国出版的不少中国科技史专门著作和论文，竟然被写成了“没有科学的科学史”和“不尊重科学的科学史”。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没有做出过任何发明的宋应星，仅仅因为他写作了《天工开物》，居然被写成了“伟大的发明家”；连球形大地概念（更不用说太阳系概念）都没有的沈括，居然被夸大到了“哥白尼式的科学家”的地步。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它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项目审视问题。中国古代科技史之所以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就是因为人们在进行科技史研究中，没有按照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标准对载入科技史的项目进行认真而客观的审视。
希腊哲学家在摆脱神秘主义思想束缚的努力中，创造了两种至今有效的科学规范，从而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完全形式推理规范”，后人亦称之为“几何学规范”或“几何学传统”，它要求人们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建立在严格形式化推理的基础上。另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因果律规范”或“因果律传统”。它要求任何一种自认为科学的认识，必须清楚地阐明事物存在和演化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果关系不明确的认识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科学认识都可以归为这两种规范中的一种。否则，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既然所有的科学都是按照这两个规范发展起来的，只有符合这些科学规范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单元才有资格被载入科学史。想必这是顺理成章的。
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
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反之，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根据几何学规范，古代希腊和古代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不少重大发现。然而，与之相比较，虽然中国古代也曾经频繁地触及到了类似的学科主题，但是，其中符合几何学规范的科学成就并不多。
以数学为例：
尽管数学不是关于自然定律的研究，但是，所有的数学发现都是由符号语言系统，根据严格的演绎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此，没有严格可演绎性的数学发现不能算是科学的数学发现。根据这个判定，读者不难检核到这样的结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所有数学发现都没有科学价值。其中，有的没有可演绎性，如“隙积术”；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会圆术”。同样道理，细心的读者也能体察到，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给出的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是充分的，而比它晚800年左右的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用一个“弦图”对勾股定理所做出的证明，则少了一些基本的推理前提。如正四边形与直角三角形的关系和两个代数和的平方计算公式，是“弦图”所必须具备的推理前提，但是，在赵爽那个时代，中国数学史的发展还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因此，赵爽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不充分的。
为了使我们能够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来写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科学活动及其成就是完全必要的。就我们的科技史研究实践而言，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关于科学史：
1、所有猜测，哪怕是非常天才的猜测，都不属于科学史。如宋代的廖禹在他的《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中说：“山体高耸宏大，由其根基盘踞，支持于下者厚重也。根脚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体，非石不能胜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迫窄，土肉居多。”这个说法，涉及了地壳的地质构造。从思想内容上看，它比较接近于19世纪末乔治•艾利（George Airy）所阐述的地质均衡原理。但是，廖禹的陈述是一个纯粹的猜测，不包含任何科学的说明和论证，不能与艾利的地质均衡原理等量齐观。鉴于这样的分析，地质科学史可以不写廖禹，但不能不写乔治•艾利。
2、神秘主义不属于科学史。古代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美洲地区和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活动，都曾经包含在神秘主义的文化之中。但是，所有的神秘主义命题，都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中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神秘主义最为典型。因此，我们不能把神秘主义也算在科学之列。
3、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经验发现不属于科学史。对此，笔者经常举的例子是，“勾三、股四、弦五”属于经验，不属于科学；“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则属于科学，不再是经验。
4、科学史不是器物史。我国一些科学史研究著作和教材，把器物中的圆当作科学中的圆，把器物中的直线当作科学中的直线，这是十分荒唐的。硬说某器物（如铜透镜）是按某种科学原理制造的，或通过对某器物的分析去“发现”其中的所谓科学原理，实在过于牵强，且犯有把经验拔高为科学之嫌。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科学史写成器物史。
5、逻辑上不充分的发现应该让位于逻辑上充分的发现。根据这个标准可以断定，中国古代把磁石磨成的磁针（compass）命名为“指南针”(south-directing needle)是相当武断的。事实上，我国古代先民在进行这样的命名之前，并没有充分证明过这种磁针是否具有普遍指南的特性，更没有地理极和地磁极的严格区分。指南针的严格意义是指向地磁极而不是指向地理极。众所周知，地球的磁极是移动的。当前的地球磁北极已经往西偏离了地理南极2550千米。按照现在的地磁极偏移量，在靠近南极的西径180º30ˊ北纬86º30ˊ地带测量，磁针将出现北偏东84º 30ˊ的偏移量 ，即非常接近正东方向。可见，在没有区分地理极与地磁极之前，把磁针命名为“指南针”容易误导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