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学中源”说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时期的传播
1634年，在徐光启的领导下，总册数为一百三十七卷的煌煌巨著《崇祯历书》编纂完成。当时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其没有施行，但其一部分还是刊印了出来，并流传到社会上，引起了很多反响。到了十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精简部分内容，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并得到多尔滚的支持得以实施，此书的影响就更大了。此书是西方传教士参考了西方多种书籍，按照西方科学的组织方法编写而成的，大量采用了公理化的方法。而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成就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黄宗羲、黄百家、薛凤祚、王锡阐、李子金、方中通、梅文鼎、梅珏成等。他们几乎都研究过《几何原本》，有的还写出了相关的著作，如李子金曾著有《几何易简集》，梅文鼎曾著有《几何补编》、《几何通解》等。同时，此时的康熙皇帝也非常喜爱西方数学，曾命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重新翻译《几何原本》等。由此，此时本也是公理化方法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大好时机，可是也未能如愿以尝。原因是此时兴起了“西学中源”说，并很长一段时间在学界占据着上风。
“西学中源”之说，发端于明朝末年的学者黄宗羲和方以智，后来，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进来，支持这种学说。还有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欣赏这种学说，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在当时学界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贬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极力推崇祖国传统技术优越性的潮流。这股潮流如此之强烈，竟使当时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面对着自己写的作品都不敢承认这是从西方来的。这股潮流兴起之初，还有“西方科技发源东方，东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来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盗取东方”的说法了。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开始逐渐地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先进的东西充耳不闻，对于他们的书籍中有的而我们的文献中没有的东西不屑一顾，开始认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好。比如，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论证说理这种做法，我们明显地缺乏，这是公论，本来是应当向西方好好学习的，可是王锡阐竟也认为无所谓，他说：“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论证说理是公理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中，论证说理给人们的感受最为深刻，也常被认为是最实用的。我国当时的学者连这个都屏蔽掉了，何谈对其相关全部知识的了解和研究？论证说理需要推理和概念，而推理和概念的建立需要形式逻辑等。由此，对论证说理感兴趣，对其深入研究才能导致对公理化方法的全面学习和研究，对于公理化方法全面研究了才能知道其特点和优越性，才能推广和应用。
所以，我们在那时的科学家的著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对《几何原本》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的科学著作中也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公论等来组织其讨论过的全部知识的现象。在其著作中，虽然有的有命题和论证，但是多数没有用概念、定义、公理等，更没有使用这些组织起来的系统。有的甚至连概念、定义和公理都没有，直接就是命题和解。这显然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方法。由此，我们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础上，又给其泼了一头凉水。其对公理化方法的忽视和贬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个时期传播和应用的停滞与没落。
3．公理化方法传入的不完整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从前面公理化传播的过程我们看出，当时传入公理化方法的途径不仅只是有数学，而且还有天文学、水利学等，载体很多。但是，这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是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播并非是作为一种被人们特别关注的知识传进来的，而是作为传入欧氏几何和天文学等知识的帮手顺便捎带进来的。这样就造成公理化方法在当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即是不完整，缺乏必要理论基础。
公理化方法产生在古希腊时期，它的成功不是短时间内爆发的，而是也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包含了许多先贤们的心血。首先是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把逻辑引进数学创造了证明，然后是伟大的数学家毕得哥拉斯在数学中广泛地验证了这种证明的合理性，再然后是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逻辑推理建立了相应的规则，最后才是欧几里德将其合理综合、概括和应用，使之成熟并彰显于世。[16]由此我们看出，公理化方法有着深厚的历史，也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它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形式逻辑。另外，根据现在方法论专家的研究，公理化方法在使用的时候，还必须坚持定义和定理选择的基础性、最少性、相容性和封闭性等，还必须坚持在各命题推理的过程中有严谨性和逻辑性等。[17]其实，其规则是很多的。
可是，回顾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入，当时的传教士和有志贤士只是传入了进来公理化方法的使用，但对于其基础是什么？在使用的时候坚持哪些原则？具体使用的步骤和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一概不管，未作任何的说明和解释。比如，在传入公理化方法最全面也最深入的《几何原本》中。其虽然给出了概念、定义、公理和证明等，但是，至于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定义？公理又是什么意思？证明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和要求等等，这些都未给出解释。[18]《几何原本》在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版本，一个是张诚和白晋翻译的巴蒂版本。后一个版本是一个足本，但同样也没有解释。不仅数学著作没有，就是在天文学和其它科学著作中也不曾有过关于上述内容的说明。这样在当时就难免使国人不理解公理化方法真正的含义了。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自然也就无法重视它，无法学习研究它，也就无法将其推广开来和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了。所以，当时关于公理化方法知识传入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是造成公理化方法影响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个原因不是外来的，是公理化方法自身带来的，所以是内因，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至于到了1627年，李之藻和付汛际写成了《明理探》，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传了进来。[19]1683年，南怀仁又集合其它传教士的逻辑与科学工作写成《穷理学》，并献给康熙，说“穷理学为百学之门”，极力传播西方逻辑学。[20]可惜那个时候的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西方来的科学知识，还有那时“西学中源”说已经大行其道，所以，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的逻辑学和几何原本中表现出来的公理化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因而，其也就没有对公理化的传播产生什么影响。
四 结语
明朝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同时也带来了在西方的流行了近两千年的公理化方法。这种方法是我国没有的也是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本应受到我国学者的欢迎和广泛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传入公理化方法之后，不仅没有多少人使用，研究的也很少，致使公理化方法在当时影响很小。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是主要的。一、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生涩难读影响了其早期的传播；二、后来《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本来是公理化方法崛起的好机会，却又赶上“西学中源”说的盛行，阻碍了其在清朝初期的传播；三、回顾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历程，其实公理化方法从一开始输入我国，就是不完备的，缺少很多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逻辑基础，这是造成公理化方法本身不强大不突出，从而也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认为，公理化方法在当时被动的处境主要是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引起的，特别是内因。其自己不完备，别人就无从了解、研究和使用了。这给我们现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启示是：我们引入一种技术和方法，应尽力将相应的知识基础也带进来，使我们的学习者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它们，其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定平.瞿太素的家世、信仰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中国史研究，1997（1）.
[2][4][8][10]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56,351,517,518.
[3]Peter M. Engelfriet. Euclid in China[M].Boston: Leiden Brill， 1998.132,133.
[5]H. Bernard, S.J.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 [M]. Peiping: Henri Vetch，1935.52.
[6]C. Clavius. Astrolabium[M].Romae：Ex Typogrphia Gabiana，1593.
[7]利玛窦.天主实义[M].天学初函[Z].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5.
[9][12]徐光启.徐光启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6－78.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台湾：台湾中华书局，1958.8.
[13]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15.
[14]吴文俊.中国数学家大系(第七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9.
[15]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
[16]C. B. Boyer.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68.91－133.
[17]王鸿钧，孙宏安. 数学思想方法引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75－303.
[18]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徐光启著译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9]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2－124.
[20]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