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使也多次致电外务部，请求取缔排货运动。三月二十三日（4月23日），日本公使林助权就致函外务部谓：近日接到广州领事的来电，两粤人民仍有抵制日货的举动，请“再电咨粤省严禁以邦交”○20。此后，四月初九日（西历5月8日）日代使阿部守太郎，致外务部一节略，再次请求取缔排货运动。其节略曰：广东地带排斥日货的举动，至今仍然未熄，该省官宪毫无尽力镇压之状，此帝国政府感到最为遗憾者的事情。根据可靠的报告，这次举动是广东自治会员陈惠普、罗少翔、李戒欺等主谋的，而署水师李提督及洋务局会办温道台，也有从中煽动与香港等处互通气脉的嫌疑。张总督虽然奉中国政府之严饬，“只于表面施姑息之手段，豪不讲求镇压有效之策”○21。帝国政府对之实深遗憾……务宜慎重考量，以顾全邦交。又有一种说法，这次举动的主谋，是康有为一派的人在广东竭力煽动。它的目的是，欲乘广东有误解二辰丸事件非常愤激的时候，煽动人心，以扶植自身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官员不仅不遵照中国政府的严饬，却有暗中帮助的趋势，而中国政府却又袖手旁观，不采取适当的措置。本国政府“实所不解”。本使承本国政府之训令，就前面所列的事实，请中国政府注意，务必采取速迅确实有效的手段，以顾全两国的邻交。由此，这次排货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使日本的输华商品大量下降，但是却官府压制，人民灰心，商人渐有向日人定货者。于是日本人便志盈气满，嘲笑中国人有头无尾。此次排货运动也就急剧转入低潮，这固然与清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有关，但是也存在粤商自治会内部的组织问题，而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只是地方性的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虽然，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它却反映了中国社会格局的一些显著变化。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众民族主义。从1908年的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运动的组织形式、宣传方式、商会组织的作用、与媒体的关系等。这些都体现了其具有了“近代性”。
（一）宣传方式的“近代性”发展及媒介的发展
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的起因，除了二辰丸事件外，还在于中国国内反映民众要求的舆论的发展，也就是说舆论是推动排货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中国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大多是帝王模式，即皇帝是人民意愿的代表者；官方模式，即通过政府专门机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进行交流；以及精英模式，中下层官员和一些文人通过上疏或撰文反映民众意见，从而影响国家决策○22。到了20世纪初，广大民众不再满足于此，就自发地采用反抗模式，这一时期，随着政论性刊物的发展而出现的代言模式，这一新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说，它是违背传统的，他们为民众说话，其观点明显倾向于民众，这就是破坏了传统文人只同与其地位相当的社会成员或更高层人物交流的惯例。
报纸的形态很早就萌芽了，到清朝末年，仅北京一地的报房就有聚兴、聚升等十余家，总发行量一万多份。早期报纸并不倾向民众，只是封建统治的传声筒，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工具。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情况有了变化，晚清的新闻工作者开始着力寻求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唤醒民众的责任感，旨在教育、鼓舞民众，不是愚弄、压制他们。如《字林报》就经常刊登二辰丸事件的有关详情。除此之外，还有群众集会、演说、揭贴和发表煽动性文学等方式。日本公使就曾致函外务部，声称广州民众利用大量的揭贴来宣传排货运动，要求政府禁止。当时在广州城内沿街都可以看见反日排货的揭贴，使抵货运动深入人心，而且传播速度十分之快。
抵制日货运动时期，民众的宣传方式以新式的演说和民间大众传媒为主。1908年3月7日，粤商自治会就开会集议二辰丸事件，到会者数千人，并由罗少翔等发表演说，而且在会上散发传单。宣传二辰丸相关证据及资料。1908年3月22日，女界开国耻大会，分别演说“女子国破家亡之惨状”放声大哭，结果“满座愁惨，惟闻哭声”。
由于一些富有商人和商人社团参加运动，使电信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被广泛利用，这也是抵制日货运动能够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1908年3月15日，自治会就发表电文告之各埠二辰丸实情，梧州致电自治会，表示同情并支持抵制日货，当然这也依靠于各个城市邮局的成立。粤商自治会就是通过电报的形式向各省如澳洲、香港、广西等地传播二辰丸事件及抵制日货之策略。因而，抵制日货运动时期，日益摆脱统治阶级控制的反映民众意愿的自发舆论模式逐渐形成。
（二）公共场所的扩大及公民社会的形成
这一时期与反帝反清王朝的思想言论迅速发展密不可分的是民众活动的公共场所日益扩大。传统的民众几乎没有在较大范围内交流，讨论和活动和公共场所。继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之后，随着中国民众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随着传媒发展所带来的知识的丰富和自由意识的增强，与之相对应的公共活动场所就日益显得狭窄。而义和团运动以后，由于国家统治的相对松驰，民众有可能获得较为宽畅广阔的活动空间。抵制日货运动时期，除演说会外，还有其他民众宣传活动形成，因而需要固定的活动场所，例如，二辰丸事件完结以后，广东人民认为是奇耻大辱，商界、女界就定期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以振兴实业，国家富强，这就必然会有固定的场所。这一时期，民众公共活动场所主要有：阅报社、茶馆、讲报处和宣讲所等。
阅报社的建立和阅报成为一种风气，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之后的事情。设立阅报社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其自身，它意味着民众自主的空间扩展了。茶馆是中国许多文人、士人聚集，评说时政的场所，而且也是人们交流情况，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如1908年2月5日二辰丸被扣留后，香港一家报纸就刊登了这一消息。随后，《申报》也连续刊登了二辰丸事件的有关内容。于是，广大民众就通过阅读报纸而知晓此事。
新政以后急速增加的学校也是重要的民众公共场所。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国有419所中学，31682个中学生。○23学校和传统的私塾不同。在学校内，学生和教师经常提出重要问题，经过讨论，做出决定，付诸行动。学校内还设有阅报社，教员们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学生们也积极参加演说会，倡导抵制日货，也是坚决的实行者。
但是，这些民众的公共场所和民众言论，都同报刊一样，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1908年4月，外务部就电告粤督，要他严厉禁止抵制日货，以防部分人煽动民意，而禁止自治会集会演说。而这些民众的公共场所一旦形成，就与报纸等传媒不同。它不易被完全禁止，只能对其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清末公共活动场所的扩大，即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舆论空间的扩张不仅意味着民众活动领域的扩大，而且标志着自发的民众社会的形成，这一时期的组织已体现出“近代性”。
（三）商会的组织和行动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始，形成了一些商会和同业公会。1907年广东商人为了“联合起来，共图于商业组织中有所进展。”并借此“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扩商权，进而参与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24成立了粤商自治会。粤商自治会在这次抵制日货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是为了“联禀挽救国权”○25。而到了后期，这一运动的目的就不仅如此，他们就要求“速开国会”、“振兴商务”○26。这一时期的商会组织、华侨组织、女界等都是为了相同的阶级利益，为了争取抵制日货的胜利，使它不像1905年反美抵货运动那样无疾而终，所以可以称之为“主体的组织”○27。主体组织的基本精神是由近代民众的特质决定的，《申报》1908年4月7日，就载广东专电“今日女界开国耻会，并由某女士学习以兴工业”，这说明此时的民众已将国家兴亡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而商人组织也是具有民族主义和使命感的自治自立而又团结的团体，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还未能完全从国家权利中独立出来。如粤商自治会就在抵制日货期间，散发不暴动传单，他们的抵抗之法是“各尽个人文明自由对待，如有见利忘义甘犯不韪者，我同胞定当互相劝诫，随时激励其国耻之心。”○28因而，商人又在某此方面对国家政权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仍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以便确保自己的社团“法人”地位以至在当时还不敢与清政府对抗和决裂。他们又提倡“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29。也就是说他们也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以取得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清末的新兴商人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就是由于他们利用清政府的劝商政策和清末新政的有利时机，从而取得政府的一定支持。商人成立的新社团也因而具有合法的社会团体。○30
正因为清末商人不可避免的缺陷性，所以他们无力与统治者公开对抗，自治会就多次劝令不许民众暴动，也就是说他们无力与统治阶级对抗，也没有对抗的经济力量。粤商自治会也必然会有它的局限性，即“对封建统治者的依据及所受限制；反封建软弱的政治性格；封建落后因素的残余及其影响”○31。因而，他们也就无法领导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最后胜利。但是，抵制日货运动到后来已不是纯商人的活动了，运动的主体已是普通民众了，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个人、团体不同程度的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这也是商人所没有预想到的。
1908年由“二辰丸事件”而引发的抵抗日货运动，虽然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但它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的继续，推动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再次显示了以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力量，由此说明此时的中国人已具有了一种国民意识。与此次类似的新民众运类似的还有1903年的上海拒俄运动、1907年的江浙的拒款保路事件等。
例如在1907年的江浙拒款保路运动中，商人和民众就召开废约大会，及进行集合抗议活动。与集合抗争同时，商人们还利用电报、书信向清政府或有关官员提出质询和抗议。他们也分别向清朝有关政府部分发送函电，“痛陈路权与国家安危和民心向背之关系，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32。与江浙商人关系密切的报纸杂志也参加了路权抗争活动，上海的《申报》、《时报》等刊物常常将商人抗争的情况，商人的意见，各界对拒约拒款活动的反应刊登在显要版面，扩大活动的声势，增加对政府的舆论压力。抵制日货运动同拒款保路运动一样都进行了和平的抗争方式，如都进行集合演说。拒款保路运动中，江苏商会代表在上海、天津等商人大会都发表演说，而“二辰丸事件”发生以后，粤商自治会就集议二辰丸事件，进行抵制日货运动。除此之外，在活动中，江苏、广州商人都进行函电战，1907年9月到11月间，江苏商人联合浙江商人掀起了一个函电抗议的风暴，他们指出民心向背对国家治乱存亡的决定作用，警告清政府不可一意孤行。当时，全省商人所发的函年据统计有数百件，这就是渲染了商人斗争的声势，自然也就形成了对政府的政治压力。集体请愿的抗争方式，在两次运动中也有所体现。而运用新闻媒体则是这一时期的新式民众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爱国运动的又一“近代性”的体现。1907年10月《申报》就曾发表措词激烈的社论，痛斥清政府践民卖国的恶劣行径。在“二辰丸事件”发生后，又刊登“二辰丸事件”的实情及自治会的抗争情况，扩大了活动的声势，使广大民众能够了解具体的情况，增加对政府的舆论压力。
近代商人所采用的抗争形式与传统形式有相互穿透和重叠之处，但更多的却是近代商人的新创造，揉合着时代进步的新因素。他们极大地宣传了近代民主思想，启发了民众的“国民意识”。因而，拒款保路运动、排日运动等，虽然都是由商人领，但是排日运动的参与者更为广泛，包括妇女在内的普通市民也都参与进来了。香港、澳门、广西、梧州等也参与进来。不仅是商人参与进来，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相戒不订日货”，劝诫广大民众不用日货。1908年3月31日，《申报》就刊登了粤商抵制日货的办法。1908年4月8日广州女界就开国耻会，并由“某女士创设女工学习会以兴工业”。4月12日，女界又开国耻大会，到会者不下万人。会上言：“女界家庭内概以用本国货物为宜，至家常食品一切海味无资养料，有碍卫生，切宜戒食众赞成”。○33妇女的参与不仅体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权的提高，更加表现了在中国近代“国民意识”的增强。因而，这一时期的民众对国民责任，国家主权以及国民与政府关系，已有新的认识。1908年3月27日，《申报》记载二辰丸释放后的详情，许多人将日货投入火中焚烧，又进行演说进行“文明抵制办法”。到会者上十万人，皆“愤激不可名状”但是也没有暴动的行为，所以“不可谓非国民程度日进”○34。这时的民众才可称之为“国民”，就是有权利，有责任，有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有国家观念的人民。○35在这以前，中国只有“臣民”，而无“国民”。在上古时代，“臣”是柔顺驯服的奴隶，“民”是暴戾难以驾御的奴隶。后世虽不将“民”作奴隶解，但“民”确是以“事上”即事奉统治者为天职的。既然如此，国也是君王之国，顾炎武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士大夫阶层的责任，而这时的民众却有了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开始萌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公车上书”中康梁提出君主立宪制，妄图变中国之政体来振兴中华，这是士大夫式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也并没有上升到民众的意义上，而随之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却与之是质的不同，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运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众运动，体现了一种民众民族主义，这时的抵制日货运动正如反美爱国运动一样，充分体现了国民参政意和主权意识。在抵制日货运动时期，梧州商会在致广东的函电中就表示支持广东的排货运动，称“梧州国民义务所为”○36。
综上所述，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在广州粤商自治会的领导下，虽然归于失败，但是运动期间中国民众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性”，即国家观念及国民意识的萌芽。随着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力量增长，中国社会日益向近代社会发展。而这一运动也体现出中国城市社会所特有的“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由此也说明绅商社团的政治化。此时的中国人民已不时以往的“臣民”，而是具有国民意识的“近代化”的国民，此次运动也充分体现了国民参政意识，及国家观念增强，这也正是此次运动的深刻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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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一张第四版。
○18《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第五卷，第160页。
○19同○18
○20《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张第六版。
○21《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第五卷，第161页。
○22《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金希教，《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20。
○23同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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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张第四版。
○26《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四日，第一张第四版。
○27同○20。
○28《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四张第四版。
○29《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第一张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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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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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第一张第四版。地址：http://blog.sina.com.cn/2009al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