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若能和平相处，则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共同繁荣发展；如果武装对抗，则双方都会受到损害，发展受到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要为最终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待历史问题要“向前看”的外交战略。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毛泽东认为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在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总结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真正树立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据此，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突出表现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由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于1957年访华时向周恩来率先提出的，询问能否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当时，周恩来表示还不能确定赔偿问题的方针，称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确定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之所以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政府将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步骤之一，认为如果要求战争赔偿，就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也无法表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二是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使中国政府较早地就赔偿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赔偿；三是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是中国政府担心日本民众可能产生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为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并促使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例使中国领导人在赔偿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以蒋介石在签订“日华条约”时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为由，提出毋须将赔偿条款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给予有力驳斥，指出中国放弃赔偿是从两国友好出发，而日台签订条约时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并不能代表中国，蒋介石说放弃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蒋介石事实上从日本得到过军需机械等赔偿，而中国政府则既未主动要求赔偿，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赔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从表述上也比《日苏共同宣言》更为简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苏共同宣言》中则详细地写上苏联放弃对日本国的一切赔偿请求权以及日苏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家、团体、民间的一切请求权。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曾掠夺、逼迫大量日本俘虏做苦工等，苏联为了杜绝日本方面要求赔偿，所以写上了双方都放弃民间赔偿的条款。而中国对日本在华老百姓和日本俘虏确实是采取了宽大的政策，日本也绝不可能向中国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以上两点，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以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政府宽大仁爱的态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战略举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日政策是日本决定采取对美一边倒战略和敌视中国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51年12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无意与新中国媾和。这封“吉田书简”基本确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0年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即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对美追随的路线，在对华政策上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导致中日两国长期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甚至两国间的民间经贸往来也遭到美国的干涉，1952年9月，为达到阻碍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目的，美国与日本秘密签署了《对共产党中国出口贸易管制协定》，日本被迫接受了较西欧更为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标准。根据该协定，中日缔结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根本无法顺利实施，仅实现了协议金额的5.05％。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要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考虑我们作为伙伴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图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支配亚洲。”对此，日本代表积极作出回应，表示“继古巴事件之后，东西方较量的地点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对手不是苏联，而是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虽然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条件，但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及日美同盟的现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空间备受美苏冷战关系的制约，曾经对苏“一边倒”的中国想要争取对美一边倒的日本，在冷战条件下几乎很难实现。此外，当时的中共也认为中美开战不可避免。中美关系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转变，美国迫于应对苏联的冷战形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而中国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主动向中国传达了改善关系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举措，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3月，宣布放宽美国人到中国的旅行限制；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以及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等。面对中美缓和的迹象，当时的日本佐藤政府仍仅满足于继续对美追随，并未主动改善对华关系。直至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才使日本政府遭到强烈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开始对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重大失策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占据上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加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努力。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派出长期负责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晓云担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积极开展活动。同年8月，周恩来亲自指派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赴日参加对华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这些外交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后开展对日外交的及时之举，意义深远。
　　为了把握有利时机，中国政府从有迹象表明佐藤首相将要下台就开始积极筹划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5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时表示，如果田中上台后准备解决中日邦交问题，愿意到中国来谈，我们欢迎，因为这将打破吉田茂、岸信介到佐藤荣作的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中国，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你们党的委员长或副委员长见到田中时，可以把我的这个意思传过去。同年6月17日佐藤政府下台后，中国政府更加关注日本政局的发展。当听到7月7日田中角荣关于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话后，周恩来立即在9日欢迎也门代表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田中内阁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方面的迅速反应，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后来的田中访华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代表中国政府，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尽管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曾受到冷战因素的制约和国内“左”的思潮的影响，但仍然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结束战争状态、赔偿问题、“日台条约”和台湾问题等九项条款达成一致。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外交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