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邦交正常化　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毛泽东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毛泽东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周恩来在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首要的战略原则。他将日本人分为两种势力，认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则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条道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周恩来还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制定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时，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积极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了高度警惕，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首要原则贯穿始终。特别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之内时发出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就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对此，周恩来表示：“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上，民间外交为中日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依靠民间交往的方式解决。
　　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们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双方以1952年的贸易协定为基础，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次访问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交往，日本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在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就开展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等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据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记载，以1955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通商使节代表团访日为例，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等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而外务大臣重光葵等人则以推进中日关系会损害日美关系为由，对中国代表团访日的人数、考察地点、活动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进行诸多限制，试图削弱此次访问的影响。这清楚地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顾忌美国的态度及台湾“国民政府”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民间交往上顾虑重重，希望尽可能地完全由民间组织来进行与中方的谈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显露出政府参与的迹象。
　　在日本开展民间交往极受束缚的情况下，中国则显得比较主动，并将民间外交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方派出访日的人员几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是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廖承志率领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基本方针，首倡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方针的确定，首先是基于推动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考虑，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其次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政府相信，“日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最后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好战分子的封锁禁运政策”，“由于美国好战分子毫无理由地执行这种政策，中日两国之间的船舶不能畅通，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受到阻碍，使两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相互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有种种步骤，我们相信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许多民间贸易协定难以实现。为此，中国政府于1960年进一步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思想，指出中日贸易应遵循三个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要求中日两国今后的一切协定应由双方政府缔结。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协定的缔结“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签订”，因而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要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此外，这些原则在具体贯彻时，中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处理，1962年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是将政治经济关系灵活处理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为两国在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道路，并为国际关系中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着民间交往和经济车轮的推动，中日两国逐渐开辟了民间外交与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三、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
　　
　　为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更趋于现实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宽恕，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致田中角荣的欢迎辞中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伤害至深。然而在日本，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特别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各阶层迅速传播着否认或美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意识，许多人把当年被处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看成“为国捐躯”，甚至树碑立传为其招魂。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日本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和关注，并不能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就完全否认斗争。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对于教育两国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