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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儿庄战役看李宗仁归来 (1)-历史学
来源:  作者:马传鹗 梁小仲  点击:次  时间:2001-08-02 00:00于哲学网发表

 为了配合台儿庄战役周恩来同志派张云逸同志领导新四军在徐州以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李宗仁也派部队“协同新四军张云逸部运用游击战,侧击敌人。”(《政坛回忆》第114页)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先后组织冀鲁地区、胶东、鲁东、泰安、鲁南等地区抗日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更好地配合台儿庄战役,破袭鲁南的台(台儿庄)潍(潍县)公路、台(台儿庄)枣(枣庄)铁路,发动矿工起义等。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人郭子化同志,在台儿庄战役时主动和李宗仁联系,充分发动群众,采取有力措施,做到山东父老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全力支援台儿庄战役。因此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在驰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就有人说为什么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首先,全靠八路军牵制了华北方面日军,使他们不能增援。其次,山东游击队切断了鲁南敌军后路,使得日军銄弹俱缺,孤军绝地。还有人说,张云逸领导的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在淮河流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解除了徐州以北战场的后顾之忧。这些话是合乎历史实际的,是公正的评价,是国共联合抗日的明证,也使李宗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真诚。李宗仁在回忆台儿庄战役时总以“指挥若定”、“颇有乐趣”称之,当时有的记者报导说,当战争激烈之时,李仍与白崇禧下象棋,态度若无其事,无后顾之忧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能讳言,李宗仁从抗日爱国,到毅然归来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从爱国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他在人们并没有忘记的历史上,是一个应该负有罪责的人。但是,以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信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原谅了他。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向前看的,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多团结一些人好,伟大的事业就要有伟大的气魄,是从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爱国不分先后,何况李宗仁还有指挥台儿庄战役等不少光荣的历史,还有与我党联合抗日的足迹可寻。
  在党的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法宝之一。李宗仁归来这件事,更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他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发出,作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周总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经历了十年时间,在极其机密的条件下,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先后五次接见李宗仁代表程思远先生,在出访非洲国家的紧张日程里,采取保证安全的措施,当李宗仁回国时更是日夜操劳……。
  总之,无论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还是李宗仁归来,都有周恩来总理的贡献和心血,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和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智慧的主要来源。
  一九六九年一月,李宗仁于弥留之际,在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其所以至死不渝,是因为这是他一生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他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真诚,非常赞赏周恩来总理的业绩。他曾慷慨地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中国今日的囊括大陆,实非偶然。”(《李宗仁回忆录》下703页)一语道破了李宗仁归来的远因和近因。


李宗仁由爱国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内因和外因,也有远因和近因。概括起来,一是靠他本身的爱国主义思想构建基础;二是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共产党人的业绩。但要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需要一个中心环节起到桥梁作用,这就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因为“外内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作用”。李宗仁爱国思想转变到联共抗日、和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这个条件,他从爱国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更需要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按照李宗仁的阶级和身份来说是很难进行转变的。那么这个重要条件是什么?就是共产党要强大、社会主义祖国要强盛,要有充足的力量。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中,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说明我党已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特别是首要条件。进步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发展,扩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广泛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到了全国和抗日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这些进步势力的发展,是争取中间势力和对顽固派作斗争的基础,也是争取时局好转和抗战胜利的基础,是保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再具体点说,台儿庄战役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开辟了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日战场,建立了太行山、晋东南、山东、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还配合正面战场,取得了忻口战役的胜利,参加了太原的保卫战和反攻战。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取得了歼灭日军“王牌”板垣师团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这是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挫败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为以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鼓舞和激励了国民党广大官兵的抗战勇气,这不能不说是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的精神因素。正当台儿庄战役进行的时候,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同时打破敌军九路围攻,歼敌四千余人,长乐村一仗歼灭日军苫米地旅团主力。并迫使日军由同浦路东调徐州支援发生很大困难。这种义举说明我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徐州方面的台儿庄战役。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后,我军主动向敌人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攻,扫荡伪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击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消灭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当台儿庄战役正酣之时,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了日军清水司令官,消灭盘踞在河北的伪军崔增德等五千余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我党是有抗日的充足力量的。这一切李宗仁是如意镜心明的,我军的战斗力坚定了李宗仁抗战的信心,促进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他成为台儿庄战役中有名的爱国将领。同时我党对李宗仁的功绩和台儿庄战役也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这为李宗仁归来埋下了契机。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和评价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时说:“……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勇气是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毛选》第二卷第492—493页)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本。从前有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233页)这是对李宗仁和他所领导的抗日军队极高的评价,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安有不为中国共产党的至诚所感动呢?他杀敌报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抗日、革命力量是理所当然。毛主席更进一步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的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当感谢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当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232—233页)是何等的求实精神,何等的坦率至诚,何等的珍惜团结。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不论在支援台儿庄战役期间,还是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历史贡献和巨大的牺牲。总计八路军、新四军共歼灭日军一百三十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共伤亡六十一万七千人。可是台湾还有人著文说台儿庄战役“八路军未见一兵一卒参加”“八路军亦未见踪影”,如果李宗仁健在,也会对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论调给予驳斥。李宗仁不但在台儿庄战役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与贡献,而且在毅然归来前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力量与贡献。他一九六三年对意大利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我与他们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重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象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他谈到回国后两个月来的感受时对记者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台湾尚待解放外,已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一扫而廊清之,使中国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封建余孽己一鼓肃清,使为祸社会的败类无所遁形。目前国内外都出现了大好形势。”“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简直超过了我在美国时所想象的百数十倍。……新中国才建设十六年,便有如此巨大成就,才是世所罕见的奇迹,所以,我常说:‘我们的祖国真伟大!’”“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也感很自豪!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奠定了基础,将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表明它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李宗仁在一九六五年所说的这番话,是出自肺腑的忠直之言。也比较的符合当时中国的现状。他从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有力量中看到了它的光明前途。“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祖国成就的这些存在,决定了李宗仁的思想从爱国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李宗仁还深望“台湾国民党同志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相率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祖国的昌盛更为世界所瞩目。中国的崛起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在过去统一战线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比之与台儿庄战役和李宗仁归来时的统一战线工作更上了多层楼。“一国两制”是我党和我国政府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两制是两个方面,不是‘一制’,而是‘两制’。”(《人民日报》1987年4月17日)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已于1997年和1999年实现,台湾更优厚一点,但是,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前提就是大陆13亿人口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条件就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
  党和政府所关心的不只是李宗仁个人,更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李宗仁先生的归来,也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对李个人的争取,而是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一个榜样。”(《李宗仁先生晚年》第202页)同理,《从台儿庄战役看李宗仁归来》除对李宗仁和党的统战工作给予正确评价外,更关心的是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问题。新的时代已向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提出新的历史要求,借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实现第三次国共高层善意接触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寻根认祖的亲和表现,共同发展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正义事业,孙中山先生说得好“适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3页)让我们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台独、促进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大业。这就是《从台儿庄战役看李宗仁归来》的实际意义,也是对迷途知返的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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