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是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震惊中外的大捷；李宗仁归来是1965年李宗仁回归社会主义祖国这一轰动世界的举动。它们都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和周恩来总理的辉煌业绩载入史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重新回顾这两段历史，并以台儿庄战役作为李宗仁归来的重要历史远因提出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说明李宗仁所走过的道路，是一切爱国者必然要走的道路，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过去统战工作的继续和发展，这对于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台独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李宗仁归来》一书前言中指出：“李宗仁归来的远因，一直要追溯到本世纪（20世纪）军阀割据的年代，要从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深刻的矛盾谈起。”这是有道理和事实根据的。国民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长期以来围绕争夺权力和地盘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经过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蒋桂战争，一九三0年四月至十一月的中原大战以后，新桂系力量大为削弱。但还是保持着广西地盘，在国民党中是一个握有一定军事力量的政治派别。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李宗仁的反蒋增加了抗日爱国的新内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满；另一方面主张对日作战。1936年李宗仁发表了《焦土抗战论》，表示“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原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表现出抗日之坚决。同年6月两广在两次通电中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愈五载，今平津又将继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于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李宗仁回忆录》下671页）更是一片爱国、真诚抗日的表现。1936年11月，蒋介石非法逮捕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紧急营救电，赞扬“七君子”“系爱国热情所应有之表现”，要求政府“对于爱国运动似不应予压迫。”也可谓义正词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十六人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要求进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绥远抗日，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1页）表现出为了团结抗日敢于牺牲的精神。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李宗仁的倡导和组织下，“广西省派出的军队比中国其它任何一省都多。”（《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264页）广西组建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即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由李品仙、夏威、廖磊分任各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依次北上入湘，开赴前线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参加了大场保卫战，数日之内六个旅长三死二伤，表现了抗战的坚定性。据有人回忆：“上海战争结束，四十八军三万五千人，差不多两万人牺牲。”（张义纯：《国家民族之新生命》）在抗战后的两年内，“广西曾动员了几十万壮丁，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缰场。”（《抗战中的中国军事》第214页）八桂子第血战沙场，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以上都不同程度的体现李宗仁忠诚于抗战事业的爱国思想表现。在台儿庄战役前夕，他曾对一些将领说：“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二十余年回想起来，也太无意义……都把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30页）坚定了这些将领抗战的决心。不久李宗仁指挥桂系第三十一军、庞炳勋军团、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邓锡候的二十二集团军，一拒敌于明光，二阻敌于临沂，三挫敌于滕县。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将军怀着爱国抗日的报国之心，有为中华民族而死在沙场的民族革命精神，他能统览全局，团结上下，协力作战。他之所以有这样英勇善战的表现决非一日之功，是其长期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在此思想基础上，重视和忠实的执行了与我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共通力合作终于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也是李宗仁归来的主观原因，因为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有其内因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李宗仁的一生，饱经沧桑，到了晚年，远适异国，看到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强盛，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毅然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回国后，他表示：“期望追随我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坚定牢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饱满高尚的，强国富民的愿望是强烈的，他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思想这个东西，不仅是人脑的反映形式，同时也是反射形式。思想的构成形式是层次性，思想层次的指导性，是思想对于行为的反射作用，支配作用和指挥作用。也就是说人们的行动是受某种思想支配和指挥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结果。因为思想动机是激励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原因和动力。历史过程离不开人的思想动机、心理活动，离不开人的认识、情绪和意志。当然李宗仁归来时也不例外。李宗仁归来的思想动机是爱国。但是仅仅从李的思想动机还不能掌握他的思想深度、广度和思想核心。因为行为动机还往往是他思想的外层，还不能掌握它的内层，把握他的思想层次递进的高度。李宗仁归来是他自觉进行这种指导的结果。所谓思想里层，是指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人生观、世界观等。如果当时他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种政治观念的明确性、没有热爱祖国这种道德观念的高尚性、没有识大体顾大局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这种人生观的坚定性、没有属于核心地位的世界观的唯物求实性。李宗仁要排除万难毅然冒着被特务杀害的危险归来是不可设想的。所以说对李宗仁说也存在“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性的改造”问题。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衡量，对抗日战争初期的李宗仁不能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来述评，因为他或明或暗都对人民革命有过支持，而应该以爱国将领、共产党的朋友来衡量。李宗仁归来后，不能以国民党政权归顺的代总统来述评，因为他在国外十六年或多或少都对人民革命事业、对社会主义祖国有过支持和颂扬，而应该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者、共产党的诤友来衡量。近代中国历史证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但是共存的而且是相通的，他们之间没有一道不可愈越的鸿沟。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许多共产党人和先进人物所走过的道路，各民主党派和在大陆的许多原国民党将领也已经走过了这段历程，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和积极参加者。在现代中国，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是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由爱国主义，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进而转变为信仰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爱国进步人士所必然要走的共同道路。李宗仁由爱国主义，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这种思想虽曾受过压抑但并未冥灭，可以重新“点燃”这种思想，成为回归的历史渊源，在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召下，又激发起爱国热情，并大放异彩，进而得到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关键是李宗仁自己作了不懈的努力。

二

纵观李宗仁的一生，前期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是具有爱国思想基础的，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出现了两次大的曲折。可喜的是这些曲折都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随之出现了两次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因此，在评述李宗仁思想转变时，不但要强调他长期形成的爱国思想结构，而且更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周恩来总理的业绩。否则这是不全面的，也不合实际的。因为外因对内因起着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决定作用。
　　抗日战争前的二十多年，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年代：一方面是旧军阀的统治、混战与垮台，国民党的统治与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发展，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斗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李宗仁从旧军阀脱身的国民党新军阀，变成了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不是偶然的。就客观外因而论是多方面的，但起主要作用的：一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深刻矛盾，和由此而尝到了蒋的排挤苦头；一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和党对桂军的耐心诚意和争取。而这后者是影响李宗仁坚决抗日的关键所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李宗仁抗日爱国思想的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33年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1935年在《八一宣言》中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两次发表宣言，指出华北形势危急，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及任何个人，广泛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午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1936年6月1日爆发了“两广事变”。对于李宗仁、白崇禧的这次举动，中共中央曾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定》）“两广事变”一发生，毛泽东、朱德代表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表示“愿意首先和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专门开会研究，决定派云广英同志前往广西，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云广英同志到广西后会见了李宗仁，他对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表示赞成。当时中共北方局派情报部长王世英、香港地下党派宣侠父都到了广西，协助云广英帮助李宗仁和平解决了“两广事变”。事实证明，李、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方针。“两广事变”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实现了“两广事变”反对内战，进行抗日的目的。“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这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选》合订本第335页）我党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国民党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七七事变”发生后，7月15日我党将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当时约定蒋介石随之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交国民党，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和23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我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至此，我党倡导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是中国共产党要争取的对象之一。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首先争取的。对广西的地方实力派的李宗仁、白崇禧尤其是这样。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蒋介石用封李（宗仁）中原和拉白（崇禧）入阁，分化上层、拉拢中层、军事分散、财政统制和经济收买等手段，使广西地方实力派更亲近他，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上述情况便为我党对广西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往往对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对李宗仁、白崇禧却做到了，或通过李、白做到了。这对李宗仁在台儿庄坚决指挥抗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请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一起商谈制定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当时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驰骋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这里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转引自《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周恩来与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一文）白崇禧对周恩来建议的作战方针非常赞赏，他到徐州以后，李宗仁指挥战役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