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历史文学的底线原则与创作境界问题，是基于当前历史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存在这样两种偏向:

在创作领域，尽管凌力、唐浩明等作家的辛勤耕耘，结出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硕果，作品在读者中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这些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较高艺术品位的作品，主要在知识界产生影响，向市民阶层辐射的力度毕竟有限。而靠现代大众传媒传播的历史影像制品，尤其是一些靠戏说历史制造卖点的历史情感剧以及官场剧等，成了文化市场上老少皆宜的畅销产品。它造成的消极后果之一，是误导历史知识欠缺的青少年，往往不加区分地把它们作为接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甚至把其中的野史戏说以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也当做真正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客观地说，现在文化市场相当多的历史文学作品的艺术格调和思想品位不高，基本上是在低浅的底线上下滑移。

而在文学批评界，尽管最近两年高规格的历史文学研讨会开过多次，评论文章也发了不少，人文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姿态介入了当下历史文学纷乱的创作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原因，这些批评和研究居多是抽象的、零碎的，基本停留在原有的水平层面上没有多大进展，真正回应现实并且有建没性、原创性的并不很多。

有鉴于上述两种偏向，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在作家中树立一种自律意识，重提创作的底线原则，即对多样化背后的基本事实和基本价值规范需要作特别的强调——也就是说，历史文学可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虚构，但它不能违反连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都不能不加保留的艺术应“有益无害”于社会的这个基本的阿基米德点，不能将人导向对历史的无知和偏见，渲染历史文化中反人性、反历史、反道德的精神糟粕，张扬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呼吁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现代开放的开阔思维和人文的激情，在充分体悟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创造超越于底线之上、与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国相匹配的高品位和大境界的历史文学精品力作，以此来拉动和提升整体历史文学的创作层次和水平。说实在的，中国历史典籍太丰富了，找几个故事编制一下并不太难，但要从中写出境界和品位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里所说的境界和品位，当然离不开历史和哲学的共同参与（黑格尔甚至认为理想的历史文学创作应该借助历史哲学的中介来连接古今），它有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有独到的开掘和发现;但同时应该有对独到发现的独特表述，它既是充分人性化的，又是高度诗性化的。是作家才、学、识结合的产物，是现代意识、历史真实和创造精神相互碰撞融会的艺术结晶。 应该承认，在当前历史文学创作中，上述这样境界和品位的作品虽不多见，但在有的作家那里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体现。特别是历史小说领域，成果不容低估。如凌力的《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描写，她既坚守民族正义，分清历史是非，又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看待和处理当年这段历史，并且将这一切通过大开大阖而又细致入微的几个梨园弟子的心史和情史展示出来。因而在一个极具刚性和硬度的题材中，发现了为过去所没有的震撼人心的历史内容。其他如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张之洞》、吴果达的《海祭》等都有类似的情况。需要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起，历史文学取材重心已逐步从阶级斗争和唐宋盛世向中华文化的生成和转型的两端位移，先秦和明清叙事成了历史文学创作的突出重点。而这两端的历史叙事，事实上已触及史学、哲学、意识形态的敏感地带，与当下日益对垒的新保守主义和新激进主义思潮纠缠在一起（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的超出文学范畴的争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就使问题显得更复杂也更具现代意味，从而为作家高品位和大境界的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当然也平添了不少可以想见的难度。像过去那样，用纯粹或封闭的阶级的民族的思维视野显然是不够的，它要求我们作家在观念认知、知识结构和话语叙事策略诸方面及时进行调整和拓展。否则将无力应对题材的新变，更不要说敏锐地发掘其中蕴含的价值势能。事实表明，在今天，全球化不再是历史文学的外在附加物或白日梦，它已成为作家的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甚至内在地渗透到它的创作机制之中。特别是明末清初的这几百年，它正好处在中华文化由盛转衰、由开放走向封闭的非常时期，全球化更是我们把握历史、进行古今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