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指的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就是说，仍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因此，如何评价一部历史小说，要看小说写得怎么样，要看它故事讲得怎么样，人物塑造得怎么样，等等，历史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背景而已。当然，这个背景要不差大格方好，否则就不叫历史小说了。作家写历史小说，实际上仍在“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想象虚构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解读历史真相”、“追求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还历史或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等等，不能成为历史小说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成为评价历史小说的标准。所谓“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不过是作家的宣言而已，而“敬畏”、“尊重”的结果可能束缚了想象力的翅膀。历史小说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说的标准。故事讲得好，人物塑造得好，环境描写得好，氛围营造得好，小说就算写得好，至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次要的，附属的，允许有疏漏，甚至错误。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说是要“还某某以历史本来面目”，例如说要“还曹操以历史本来面目”，要让人们“看到一个作为杰出的人物、英雄人物、真男儿、大手笔的曹操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这倒是一个绝好的历史和小说不能结合的例证。历史上的曹操和小说中的曹操，是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艺术形象，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而艺术形象是作家和读者的长期创造。今天，在一个成熟的读者的头脑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决不会等同于《三国志》中的曹操。当然，今天的作家可以塑造另一个曹操，例如红脸的曹操，如果成功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在文学的画廊中增加了一个形象而已，并不会取代那个久已存在的白脸的曹操。如果这位作家比照《三国志》，亦步亦趋，以史料丰富准确自居，那我可以保证，这个红脸的曹操必不会成功。总之，历史小说是文学，不是历史。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说:“历史传记是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20世纪中期，在年鉴学派发起的运动中，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传记史学出现了一段空白。历史学家们或多或少地把此类史学著作让他们同一领域里的老对手——小说家们去写了。” ⑨ 可见，小说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而小说家们多少都抱有与历史学家们一争高低的野心:既写出一部人人争阅的小说，又要不悖历史，写出历史的真实。但是，小说家的作品鲜有不被历史学家指为歪曲历史甚至篡改历史的。何以故?此无它，盖因历史和小说是

两个东西。历史是真实的，客观的，而小说 是虚构的，主观的，使它们分离的东西远远大于使它们相交的东西。成熟的读者洞悉其中的奥秘，他要了解历史的真实，就不会去找历史小说，因为小说中的历史不会得到他的信任;他要享受阅读小说的乐趣，就不去理会小说中的历史，因为小说的生动才能满足他想象的快乐。有人以为，历史本是一种枯燥的东西，若要向人们普及历史知识，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小说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于是小说就担负了双重的任务，既生动有趣，又严肃认真;既收想象虚构的效果，又得真实客观的实惠。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拆了东墙补不了西墙，其结果是历史小说既满足不了真正渴望了解历史的读者的需要，又在品味小说的乐趣的读者头脑中造成了混乱，使之对历史的真伪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以史育人”的初衷落了空。其实，对于渴望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史学著作并不枯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一本历史传记，也并不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例如勒高夫就写过一本《圣路易》，译成中文有900多页。全书几乎没有对话，仅此一点，就增强了我的信任感，相信他的圣路易是真实的。

我想，大部分历史小说的写作者都如鲁迅所说:“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之所憎恨与爱。”与其在历史与小说的结合上争论不休，诸如史实占多少，虚构占多少之类，不如洞悉问题的症结，一刀下去，斩断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人为的联系，即便是藕断丝连，也比拉郎配好。反之，不能结合的强使之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历史讲不好，小说也写不好。书总是要有人读的，培养成熟的读者是批评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的读者都能认识到，小说是虚构的，想象的，不是实有其事的，就不会要求小说要“忠于历史”了，小说也不会“冒充历史”了。总之，历史小说要当作小说来看。

注释

①此文载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罗素著《论历史》一书，2001年版。

②见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③转引自《司各特研究·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④见《司各特研究》，第64页。⑤见《司各特研究》，第143页。

⑥见夏多布里昂著《墓后回忆录》，花城出版社， 2003年版，上卷，第404页。

⑦见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第151页。

⑧见亚里士多德著《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

⑨见雅克·勒高大著《圣路易》，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