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罗素的《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 ① ，有感生焉。
罗素说:“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他的大型小型之说，可以理解为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宏观史学让我们了解人类存在之前和之后的种种变化，例如大自然的演变、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等的状况;微观史学则让我们了解历史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从国事活动到日常生活。总之，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痕迹，有文字或其它的方式加以记载，是真实的，也是客观的。他又说:“然而光是阅读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东西是不够的;许多重要的东西，许多令人高兴和愉悦的的东西，是只有随意阅读传记和回忆录才能发现的。”他的意思是:历史不一定是枯燥乏味的，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常常是意趣盎然的，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布鲁塔克和吉本。但是，这还不够，一些专业的历史学著作之外的著作往往给予我们意外的惊喜，这类著作他提到了传记和回忆录。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没有提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最能展示“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风采，最能“使人高兴和愉悦”，可是罗素居然没有提，是他忘了吗?还是在谈到历史的时候根本就不应该提历史小说?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根本就不能提供历史知识，或者说，历史小说的功能就不是提供历史知识。我相信罗素不是忘了历史小说，而是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历史不必追求小说的效果，小说也不必追求历史的真实。
罗素是一个英国人，他不可能没有读过瓦尔特·司各特的书。众所周知，司各特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历史小说家，他通过小说向英国以及英国以外的读者讲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历史，创造了一大批在那个时代活动的男人和女人。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这位作家的作品曾经统治过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书籍市场，他的影响曾经在欧洲各国风靡一时……” ② 19世纪的人是从司各特的小说中学习历史的。但是，他们学到的历史是真实的吗?他在法国的模仿者雨果说:“司各特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精确性结合了起来。” ③ 可是，雨果的同胞泰纳却说:“我们从瓦尔特·司各特那儿学到了历史，然而这是历史吗?所有那些遥远的时代的图画都是不真实的。只有服装、景色、外表是真实的;行为，言谈，情感，一切别的东西都是文明化了的，被润色了的，用现代的装束安排的。” ④ 一个近代的英国批评家叫做赫伯特·格里尔森的，说的合乎情理:“他的小说不去冒充历史，事实上他对史实和日期都极随便，它们是小说家和诗人所描绘的在某某时期事情可能如何发生的图像，因此它们和历史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它们令人信服地造成我们对过去某时生活画面的错觉。” ⑤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错觉”二字:我们对过去某时的生活画面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信以为真，这就是小说的作用，或曰功能。夏多布里昂这样评价司各特:“我觉得他似乎建立了一种不伦不类的体裁;他败坏了小说和历史;小说家动笔写历史小说，历史学家写小说化的历史。” ⑥ 尽管司各特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小说家，我还是认为夏多布里昂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这个评价在勃兰兑斯那里得到了证实:“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之中，通过发人深省的时间的考验，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只能受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欢迎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读过但是没有一个成年人再会去阅读的作家了” ⑦ 。这是勃兰兑斯在19世纪末说的话。欧洲的读者已经认识到，通过司各特的小说学习历史只能是读者不成熟的表现，或者是由于广大民众文化水准不高而只能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来接触历史。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司各特在法国的另一个模仿者身上，那就是大仲马。大仲马的遗体在2002年被移入先贤祠，可以说是备极哀荣，今天他的小说虽然还拥有众多的读者，可是人们已经不认为他讲的故事与历史有什么关系了。如果在19世纪司各特和大仲马的存在是必要的话，那么20世纪以后，还把历史小说当作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渠道，那就不合时宜了。罗素生于1872年，死于1970年，显然已经过了通过小说学习历史的时代，他所以在谈历史的时候不 提及历史小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⑧ 亚里士多德说的“诗”通于小说，乃是指一切文学创作。如果我们还承认这个2300多年前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就不会在今天对历史小说发表那么多的歧见。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还是正确的，历经2300多年的岁月的磨蚀，其光芒仍未尝稍减。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写诗（包括一切文学创作活动）和写历史同样具有“哲学意味”，同样“被严肃的对待”，诗人和历史学家只有功能的不同，并无高下的区别。除此之外，我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