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笔者顺手翻阅《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惊喜地发现陈独秀写于一九一八年的一封信，其收信人赫然竟是易宗夔！（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信后附有易宗夔的原信（见该书，第七七六—七七八页），其文不长，兹抄录如下：
适之、独秀两位先生大鉴：
我国数千年来，文化毫无进步，虽有种种的原因，而言文不能一致，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鄙人在十余年前，即有这个议论，主张言文一致的道理。彼时寡调独弹，竟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这个理由，鄙人也就不往下说了。前月鄙人请蔡先生（当指蔡元培——引者注）吃饭，席间偶然谈及此事，听蔡先生说两位极力提倡文学革新的道理，发行一种杂志，发挥的很透彻。鄙人就破费几文，买《新青年》回家一看，才晓得两位见解的高超，实在佩服得很。但是鄙人对于这个道理，所见微有不同的地方，不能不向两位上一个条陈。
独秀先生主张推翻孔学，改革伦理。鄙人以为见解太高了，不适宜于现在社会的情形。我们因为中国不懂文字的人太多，非以白话为文章，教育便不能普及，我们尽可用白话编国民小学的教科书，用白话写信，编成尺牍便览，发行几种白话报，廉价出售。办事的时间惟恐不够，那里有闲工夫推翻什么孔学？改革什么伦理？惹起那班不三不四的乡学究村夫子，惟恐砸破他的饭碗，不得不起而反对之。倒是我们主张言文一致的障碍物了。
适之先生谓“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这个道理很对的。惟欲破坏什么桐城派的古文，什么文选派的文学，什么江西派的诗，且欲取而代之。据鄙人看来，却可不必。我们但办我们言文一致的事业，看他们的古文骈文诗句，恍惚是春天的鸟叫，秋日的虫啼，既不能禁止他不叫不啼，又何必取虫鸟而代之？如此办法，省却许多的唇舌，保存许多的精神，拼命的向言文一致的前途进行，庶可以达我们改革新文学的目的。
鄙见如此，不知两位新文学家以为然（否）？尚祈赐教。
即颂大安。
弟易宗夔谨启
这封信的末尾，易宗夔又附识如下：
再者，鄙人著有《新世说》一书，却完全是文言书。呈上自序及例言广告，两位尽可作鸟叫虫啼之悦耳。内有一则，与两位有关系，写上一阅。（前引不赘）
这封信使我们对易宗夔的了解又深入了一层，它告诉我们以下几点：一，易宗夔不仅是“言文一致”的“国语运动”的主张者和鼓吹者，而且还以陈、胡二人的同志自居（有其言必称“我们”为证），视“那班不三不四的乡学究村夫子”为改革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二，易氏主张实干，赞同创造“国语”的新文学，但对所谓“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的主义不以为然，对一意“破坏旧文学”也心有不甘，因为在他看来，旧文学是大可以当作“春天的鸟叫，秋日的虫啼”的，不必诛之而后快。可见他对古典文学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认为后者乃是春鸟秋虫般可以“悦耳”、“不能禁止他不叫不啼”的东西，必欲“取虫鸟而代之”的做法是没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三，《新世说·文学篇》关于《新青年》的那一条，当是易氏请蔡元培吃饭求“跋”、购阅《新青年》杂志之后写成。而蔡跋写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则该条的写作大概应在是日前后不久。四，易宗夔写信给陈、胡时，《新世说》大概正在出版局印刷，否则，易氏断无仅“呈上《自序》及《例言》”以作“广告”而吝于赠送一部之理。这说明，易宗夔实在急于给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一个善意的忠告，以致于赶忙将墨迹未干的那一条炙手可热地捧到陈、胡二位的面前。
历史旮旯里的易宗夔渐渐在我们眼里生动起来。也许，他从来都是生动的，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由胡适、陈独秀联合署名的回信，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其意主要在于借给易氏回信来阐明《新青年》的文学主张，把旧文学比作“啼叫于严冬之虫鸟”，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安得不取而代之耶？”此信由陈独秀起草，言辞之间，对易氏甚是敬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当时颇有成效的“国语运动”直接开启了“国语文学运动”，他们最初本属同一营垒，后者乃是前者的左翼力量；“国语文学运动”的后来居上，正在于他们提出了全局性的思想文化改造的纲领（即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和胡适的“八不主义”），而不屑于仅作语言文字领域的修修补补。前者是“查漏补缺”的实干家，后者是“不破不立”的革命家；实干家固守一隅，多于理性而易于守成；革命家高瞻远瞩，多于激情而又难免急进之弊。孰是孰非，实不能执一而论。
易宗夔的主张，陈独秀在回信中做了精确的概括，即“一意创造新文学，不必破坏旧文学”。这个多少有些温情主义的观点，正好印证了我们的一个判断，即易宗夔这个似乎不值得言说的历史人物，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思想开明而又醉心旧学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置身于历史演进的洪流之中，既非冲锋陷阵的猛士，又非不思进取的遗老；既无取于螳臂当车的自不量力，又对扫荡一切的革命怀着莫名的隐忧，这种矛盾性的思想要到许多年后，文学革命和反革命扬起的“尘埃落定”之时，才会被时间打磨出一点人性的光亮。但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不得不以人的意志去书写的历史，毕竟还是把这一部分人与事遗忘了。
钱玄同在他的那篇宏文中，还引用吴稚晖的话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然而近一个世纪来，白话虽则最终取代文言而成为“文学正宗”，但钱氏当初主张的“世界语”（又名“万国新语”）毕竟已成明日黄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学热”却正在悄然升温。历史老人似乎总爱开玩笑。当年大张旗鼓要“废灭汉文”、“打倒孔家店”的人，偏偏是些读过很多“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中毒”很深的人，也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反而成了现在绝少中毒的我们的顶礼膜拜的“大师”。这说明，以毒攻毒在任何时候都是行之有效的自救手段。而那个用文言写过一本古雅之书的易宗夔，倒是写了一封至今看来仍然“挺白话”的信。也许，他不过是为了向“新文学家”们证明，喜欢旧文学的人未必都是老古董，语言归语言，革命归革命，趣味归趣味，如此而已。
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旧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有时候，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换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