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为着一个所谓“课题”才去和一些死人打交道的。在那些积满灰尘、纸张炭化焦黄的线装书上留下第一枚指纹的经验是让人绝望的。绝望之后继以艳羡，艳羡这些逼仄于历史旮旯里的人，终于等来好事者如我的一两次光顾。易宗夔，这个似乎不值得言说的人，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视野。我们知道，清末民初这个去今未远的历史时段，涌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尽管主流的话语早已对这一段历史盖棺论定，但历史本身仍然是错综纷纭的，在它被历时性地梳理和叙述时，共时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在受到拘囿和限制。就文学史来说，当我们的目光“被迫”聚焦于“新文化运动”这个大变局、大趋势时，不是正有另一些同样“介入”历史并形成“合力”的人和事，逸出我们的视野之外了吗？易宗夔，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从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个人的渺小、功业的虚无和历史的荒诞。关于易宗夔的“本事”，比较易见的材料有两条。一是下面这则见于《湘潭县志》卷三十五“人物”卷的“小传”（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第八三六页）：
易宗夔（1874-1925），原名鼐，戊戌变法失败后改名宗夔，字蔚儒，一作味腴。城塘冲人。县学生员，与朱德裳同为著名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湘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伸民权。他认为，中国的祸患在于“君权太重，民权不伸”，所以宜仿英、德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听民自主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文章发表后，震动一时，成为中国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第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斥之为“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十分悖谬”，被人骂为“杂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选送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正值清廷下令开办学堂，湘潭改宾兴堂为学务办公所，他与黎承福等任董事，倡办新学，并与胡元倓等创湘潭中学堂，先后在明德学堂、湖南高等学堂、清华高等学堂执教。著有《新世说》及《湖海楼诗文集》。
易宗夔一生行状据此可以一窥大概。可惜的是，《湘潭县志》只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了作为文化人和实业家的易宗夔，活动地点也仅局限于他的老家湘潭，这实在不能算是易宗夔的全貌。再看《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四八五页）的一条记载：
易宗夔（1874-），字蔚儒，湖南湘潭人。早年与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任《湘学报》史学编辑。1904年赴日本留学，未几返国。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法典编纂会纂修。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政事部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国会解散（1914）后，携眷回湘，经营实业。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4年5月免职。
读这两则“互文见义”、“阴差阳错”的材料实在是饶有趣味。历史书写的“遗忘”定律在此得到生动的注解。易宗夔，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司法界精英的人物，在《湘潭县志》里却被描述为一个乡绅般的实业家，只有办报兴学的份儿，而他数任京官、风云一时、长达十余年的一波三折的仕途履历，竟被一笔勾销！大约，在他的乡党眼里，几度出任“伪职”乃是一段不甚光彩的经历，还是不说为妙；或者，这正是一种特殊的“爱护”，亦未可知。于是，历史旮旯里的易宗夔不仅无人喝彩，而且，甚至于无人理睬了。
好在，命运对人也并不尽是苛刻，易氏作国家司法大员没有赢得的尊严和荣名，在他忙中偷闲编撰的一部记人写事的小书里赚回了不少。《新世说》成书之后，曾得北大校长蔡元培作跋语，给予很高的评价；后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也在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说：“至于《世说》一书，仿者尤众，……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闲闲一笔，遂使其人其书青史留名。
我不打算介绍这部值得介绍的书。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新世说》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体例和编写原则无不一仍刘义庆《世说新语》之旧；尽管在这本书诞生的年代，它那古典趣味的上空很容易就显出一层氤氲的黄昏暮色，但凭心而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那份真诚，还是十分让人感动。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宣扬过“民主”、学习过“法政”、又兴办过“新学”的易宗夔，竟会写出这么一部充斥之乎者也的“旧派小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把话题稍稍扯远些。
《新世说》成书于清末民初的一九一八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冲突和斗争呈愈演愈烈之势。从《新世说》的文字看来，我们虽不能说易宗夔是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至少应是一位对古典文学温情脉脉的儒雅之士。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迷恋，使这部诞生于一个“咸与维新”时代的书，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怀旧气息。这也正是当时大量出现的一批文言笔记著作的共同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世说体”文言笔记小说的继承这一层面，它还触及到“白话时代文言如何应对和生存”（即所谓“言文之争”）这个有意味的话题。事实证明，在上个世纪初叶的那场文化运动中，易宗夔虽则不是任何一个营垒中的战士，但也并非一名彻底的中立派或旁观者，至少，他属于“有话要说”的一类人。关于这一点，有他在《新世说·文学篇》里的一条文字为证。其文如下：
近有陈仲甫（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傅孟真（斯年）诸君，发刊《新青年》，创为文学革命之议，主张以白话为文章。胡适之言曰：“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陈则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为根本上之解决。钱并主张废去汉文，另采用一种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傅则欲铲除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谓“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谬误，自与西洋文明扞格不入。”观诸君之绪论，类皆以旧文学为死文学，须一律扫除。主张言文一致，于新文学界放一异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渐，未始非吾国文化进步之一转机也。
显然，比起前面所引的两则“小传”，我们更能从这一段文字里，听到易宗夔的心跳。如果说，我们在前者那里，读到了历史书写的人为性和随意性，那么，下面的叙述也许将呈现，在一个历史事件的流程中，一个本已粉墨登场的演员，如何被后人（特别是拥有历史解释权的后人）眼里的所谓“历史大势”逼回到幽暗的幕后。帷幕落下，没有人记起他的台词。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酝酿于《新青年》杂志创刊的一九一五年（创刊号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起草的《敬告青年》一文既是发刊词，又具纲领性质），发端于一九一七年，标志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发表。此后，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气势狂飙突进，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猛将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著名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就出自此文），将中国文字骂到无以复加，认为汉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并大胆宣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问题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苍颉当年造汉字曾引得鬼神夜哭，钱玄同的这段风雷文字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其实，废除汉文的主张谭嗣同早在他的《仁学》中就已提出，戊戌变法后，更是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改造汉字的“国语运动”，这都为后来的“国语文学运动”（即文学革命）造足了声势。“不过国语运动是‘为教育的’，是用国语为‘开通民智’的工具；国语文学运动是‘为文学的’，是用国语为‘创造文学’的工具。前者是提倡白话，不废古文；后者是提倡白话文学，攻击古文为死文学。”（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这当然引起一班保守派如严复、林纾等人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