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2004年在杜克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迟到1804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完成了由贸易公司到金融中介公司的转换，也就是说――1804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并不再靠跨国贸易获利，甚至不再从事这样的生意，而是通过放贷、或者金融投资获利，它主要的金融投资对象是印度、孟加拉的港脚商人、波斯商人，特别是广东公行――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内的贷款利息非常高，这促使近代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集团――广东行商向英格兰银行贷款，进行投机生意。

在1829－1834年之间，东印度公司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孟加拉和中国之间的棉花和鸦片生意，而当这项投资由于中国政府清理广东公行的财务的政策发生改变，大量的商欠（债务和利息问题）就出现了，其中广东公行通过将股份大量转移给外国合伙人（比如说汇丰银行的前身就是广东公行），与我们今天的资本转移非常类似，这也是造成公行商欠的一个原因。事情发展到1840年，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在清理公行财务的同时，要求实行除鸦片之外的一切正常贸易和生意，一方面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要求偿还投资和利息（债务），这种纠纷以虎门事件为导火线，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是鸦片战争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其实就是中国国家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战争。套用阿克顿勋爵的话就是：这是权力与绝对权力之间的斗争，是“腐败”与“绝对腐败”之间的斗争。

 

“地利”决定命运：日本与德国

 

而日本兴起的历史则告诉我们，中国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恩怨却还远远没有因为鸦片战争而结束。正是这种权力与绝对权力之间的博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这是“大国崛起”别开生面的另一幕，也是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最为惨痛的一幕。

根据华裔日本历史学家伊原泽周的深入研究，我们今天才终于搞清楚了，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的真正去向：甲午战争对日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折合当时的日金是三亿六千四百五十万九千六百六十五元二十五钱三厘，而日本当时特别要求中国：必须以英镑付给，清政府遵此而行。明治政府得款后，将人类历史上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全部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

已经衰弱的中国国家权力再次遇到了英格兰银行这个“绝对权力”。而这一次的“中介”则由“东印度公司”换成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日本。而这不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取胜的基本原因，更是日本“崛起”的核心原因所在。

因为第一：甲午战争开始前（1894年），《日英通商航海协定》成立，日本是在英国保护日本船只的支持下，才悍然发动战争。第二，将全部赔款化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这是日本第一次用抢来的钱放债，近代日本从此一跃成为“资本输出国”，这就是其爆发式崛起的根源。第三，促进了日本“金融资本”与英国产业资本的结合，明治政府以大笔资金购买英国军火，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签订，日本由此得以发动日俄战争。正是日俄战争的爆发，成为促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的根源，中俄两国在近代世界结构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决定了中国人不能不“走俄国人的路”，不能不与苏联站在一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就成为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然。这是为布罗代尔所描述的“结构”和“长时段”的地理时间所决定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得以完成金本位的币制改革。甲午战争之前，中日都实行的是与欧美不同的银本位币制，而在国际市场上，银贱金贵，日本对外贸易大吃其亏，《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4月，日本以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巨额中国赔款为后盾，一举完成了金本位币制改革，既避免了国内物价波动，又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上占尽了便宜。日本从此崛起。

研究中日关系者，因而就不得不读伊原氏的著作《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该著作以严谨的史料揭示了中俄、中苏联盟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了在世界结构运动所产生的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国国民党左翼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为什么会必然走上联俄道路，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翼则对世界史的结构运动作出了根本性的误判，根本缺乏高屋建瓴的视野，甚至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不惜出卖民族根本利益，必然成为卖国贼。

伊原氏披露的材料还包括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佛海日记中如下一段：

罗隆基来谈，谓如此拖下去，必定亡国。――共产党反对和平，坚持抗战到底，抗到亡国之论，不值一顾也。罗以为然。

而这位主张向日本投降，以免把中国留给共产党的罗隆基，也就是今天依旧被某些人称为“民主斗士”的那一位。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真正主张抗战到底，真正前赴后继追求中国崛起的究竟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别的什么人、别的什么党。

而从伊原氏的著作，我们还可以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比如日本人把甲午战争的赔款算到一钱、一厘。每一分，每一厘，每一个细节中，才包含着历史的真实，而也是布罗代尔所反复强调的。这甚至表明，也只有了解欧洲近代社会组织创新的历史，乃至英格兰银行的历史，也才能真正了理解甲午战争在何种意义上是鸦片战争的自然延续，才能了解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究竟在哪里跌到，吃亏在何处。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综观百年沧桑，正是由于日本相对于中国所处的极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日本在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中国人民不屈反抗这一世界史“大博弈”中，成为利益最大化的受益者。”

1862年，大英帝国正是为了宰制、包围中国，才联合西方列强全力支持日本的明治维新，而这就是日本近代崛起的基本外部条件。而1894年，也正是在包括《日英通商航海协定》、《英日同盟协定》等条约的军事、财政支持下，日本才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就不断将战争加在中国头上，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

同样，1949年以来，如果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作为占领国的美国，也就不会允许日本恢复其经济，允许日本重新恢复国家制度，允许西方国家接纳战后日本的作为战略伙伴而存在。而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坚定支持越南和亚洲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美国更不会将大批的资本和技术投向日本，不会向日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并强制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冷战伙伴全面向日本开放国内市场。而恰恰正是这一切，为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这再次表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其在世界结构运动中所处的战略位置的关系。而也许德国在欧洲的处境最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处于欧洲中心、罗马和斯拉夫两大集团夹击中的德国，其战略处境多少类似于“亚洲的中国”，正如近代中国一直处于英、日两大集团的东西夹击中一样，德国一直处于英法和俄国这两大集团的南北夹击中，国家统一和独立的道路步履维艰，因为哪一个集团都不愿意看到在亚洲或者欧洲的“中心地区”出现一个强大而自主的力量，看到这个力量主宰亚洲或者欧洲的命运的可能性。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大国崛起》德国部分的作者）深刻指出，1853年以降，德国努力抓住历史契机，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三起三落，才初步完成了国家统一：第一次是1853－1856英法一方与俄国一方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给了德国第一次统一的机会，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退出欧洲帝国主义争霸，则给了德国统一第二次机会，而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才最终使得德国完成了统一。从1853到1989，德国大约用了大约150年才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条道路不可谓不曲折。

相对来说，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内部解体的方式完成现代转化的古老文明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中国由王朝帝国向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的转化，这种转化被中国的末代皇帝称为“文明的复兴”。

1960年11月，当爱新觉罗 溥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曾经这样说：“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使得末代皇帝发出这样感慨的是如下具体而微的事实：北京人知道排队上车，在商场里丢失的皮夹立刻被少先队拾到归还，新生儿死亡率为零，而清代皇族新生儿的死亡率是34％。在溥仪看来，1949年中国的兴起，并非简单的富国强兵的“大国崛起”，而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兴起，是真理和正义的兴起。溥仪说：“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真理和正义对于我，正如阳光对于生命一样是有意义的。” 从大国崛起到文明兴起，溥仪的感慨对于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

 

反思500年世界史

 

 

历史学家首先是学者，并不是给政府拿主意的人，说《大国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宣言，这是捕风捉影的炒作。因为我们中国将长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离小康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甚至要走一百年，任何头脑发热都不利于我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用毛主席《论持久战》中最经典的说法就是：“趋同论”和“速胜论”，在今天同样都是有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大概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这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的一倍，是美国和加拿大就业人口之和的两倍半，这才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所以目前三农和就业问题是我们政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中国道路。因为我们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当年把人送出去，把资源抢进来的老路。

这首先就包括国家引导财政和投资往这两方面倾斜，当然这种财政投入短期看起来是不赚钱的，是不太符合资本逐利的效益原则的，但是从长远看，它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目前节制、起码是力图节制在房地产和股票等领域里的短期逐利行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经济宏观调空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事实，但是诸如内需不振长期影响市场的扩大，这也是一个事实，这造成了我们庞大的农村人口起码是没有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或者没有更多地分享到财富增长的好处，从而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人们的意识之间造成了分化和差别，这种差别日益瓦解着、侵蚀着我们社会的共识，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今天很多人谈到软实力的问题、谈到创新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软实力也就是指这个社会的凝聚力，这起码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危机。当然，国际风云变幻也是一个危机，自然条件更是，比如说我们是个土地和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主要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缺水，这不是哪一代人造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决的。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数字、图表和帐面上去看问题，特别是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就。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经济学的门外汉没有实证的数字分析的本事，用我的朋友姚洋（北大经济中心的副主任）的话来说就是：这年头就是作贼也得有点手艺。但是，有些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却并不数字能说明的。比如说，1830年，中国清朝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仅仅按照数字来衡量，要超过现在的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所以从数字上恰恰不能说中国目前处于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因为GDP还没有达到大清当年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怎么认识这个1500年以降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史”的进程，特别是怎么认识16世纪以来在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些基本的现代“范畴”，这包括：商品、货币、市场，也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等。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大国崛起》的主要作者所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是继续被动地把这些范畴作为普遍的概念接受下来呢？还是象罗荣渠先生、张芝联先生所作的那样，去反思这些范畴，并揭示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而将这些范畴看作“不自然”的呢？进一步说，是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人家教给我们的那些所谓“国际规则”呢？还是去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道路”呢？我觉得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没解决，或者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放在首位，中国就不能从500年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我的朋友黄纪苏在《我们走在大路上》曾经写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志向高远。我们跌到在1840，匍匐于1931，挣扎于1937，崛起于1949，踉跄于1966，复活于1976”，大国兴起无坦途，但是我们毕竟有了“1949五星耀东方”，毕竟有了“1976我们走在大路上”，毕竟也有了2006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我最近听到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一个月前在上海，我和这位企业家一起与汇丰董事局主席Steven Green先生谈话时，他曾经这样说：“今天对我们20多年经济成长，对大家发财原因的分析，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谢美国，如果把它看作以美国为主的制度带来的，如果大家的感恩心往那边多了，那么我们自己就没了，因为我们其实不了解美国、英国发达的历史，也不了解你们汇丰的历史，甚至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比如我们现在有些人一边感恩邓小平、一边批判毛泽东，我在一个多月前就想：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邓小平，如果没有毛泽东，谁没有了钱都可以到我们中国来要，连不如中国一个省大的国家，都被我们称为“列强”，说打我们一顿就打我们一顿，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如果没有毛泽东，很多中国人就可能以为上车不排队是对的，拣了钱包不还是对的，甚至调戏妇女也是对的。那我们就什么秩序都没有，什么道德都可以不讲，什么国民意识都不会有！没有毛泽东，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的文化主流是庸俗，如果让港台的文化统治了我们，如果十几亿人如果连一点精神都没有，如果我们的文化就是追超女，就是炒股票，在这么庸俗的国民意识下，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谈什么崛起，更谈不上什么大国。”――我觉得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非常心平气和。因此，照录于此，算作对“大国崛起”的一种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