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社会组织创新

 

电视系列节目《大国崛起》引起了深刻反响，也带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或者局外人谈一点意见，希望专家批评指教。

首先，这种反响显示了当今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史知识的渴求，也显示了当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这些年所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绩（尽管这种成就在电视片中所呈现出来的还非常有限），而在它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则是世界史领域长期研究的积累，是该学科本身革命性的转化，甚至是一场悄然而深刻的史学革命。我希望这种学术转化，能够促进当今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观察、理解世界历史方式的真正变化，而切不要简单地将它理解为中国崛起的“宣言”，更不能错误地将它理解为《河殇》的当代版。

这种世界史观首先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世界上并没有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更没有一条所谓“三百年来共同的人类道路”。从而，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拷贝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取得成功。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去模仿和拷贝别人，而是必须去寻找一条中国道路。而中国能否取得成功，也端赖于能否开创出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世界发展的道路

进一步说，在这样的世界视野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兴起，首先是与它在全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之地利，也就是指某一国家、地区在全球结构运动中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兴起的历史，首先就要把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或者说，构成历史时间的，首先应该是“地理时间”：例如15、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17世纪的波罗的海世界，18、19世纪的大西洋－印度洋世界，20世纪的“新大陆”世界。500年来如许世界霸主升起而又衰落，它们所以兴起的原因，首先在于极大地利用了自身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战略位置，而其衰落，则是受到这种位置变化造成的局限。

除了“地理时间”这个关键因素外，这种新的世界史观，与当代中国流行的以政治、文化、学说乃至道德说教来阐释历史的潮流还有截然不同的第二点，这就是：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以及这种社会组织创新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特别调这种社会组织创新，在一个国家兴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国家支持的海盗组织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公司”及合伙人制度与荷兰，股票社会与英国，“会社”组织与日本，福特生产方式与美国，如此等等。这种视野意味着：只有找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凝聚方式，只有完成这种社会组织模式的创新，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获取经济福利，才能凝聚社会，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的世界史观，确实为我们思考“和谐社会”的命题，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总之，立足于世界结构历史运动中的地缘战略，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创新的各种形式，这是新世界史观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使得新世界史观不同于流行于《百家讲坛》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叙述历史的、生动有趣的评书联播，更不同于那种张口西方文化（文明），闭口自由思潮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说这是中国崛起的宣言，不如说这是中国心平气和对待世界和自己的姿态的开始，而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的，也是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

另外，我想简单交待一下我对这一新世界史观得以产生的学术背景的了解。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本非“显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象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面临着巨大、艰苦而漫长的学科转化，比如从亚非拉研究，转向欧美史的研究。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被系统而扎实地介绍到中国，也是这种介绍和磨合，为今天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例如，早在1984年的《关于开创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学派的主要观点，并促成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沃勒斯坦于1987年访问北大，而当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三卷翻译出版之际，罗老师却因积劳成疾，盛年早逝。与此同时，布罗代尔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在中国出版，北大历史系张芝联教授为之作了长篇、深入的序言和导读。而在80年代，《大国崛起》（法国部分）的历史脚本负责人高毅教授，就已经将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开拓到社会心理研究的领域――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能有今天的社会反响，是与罗老师，张先生等几代人的默默工作须臾不能分离的。鲁迅说中国多“民气论”者，而少“民实论”者，意思是说中国人往往急功近利，对世界大势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所谓崛起，凭的不是哭天抢地愤世嫉俗喊口号，那需要几代人默默无闻的艰苦努力、奋斗牺牲，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正是一个大国知识分子不能或缺的品格，这也是世界史研究领域很好的传统。

 

1500，风气地中海

 

把世界史由此上推500年，从1500年葡萄牙、西班牙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围绕着地中海这一战略要地的斗争，拉开一个新时代、新世界的大幕――这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发明，这也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叙述以此为开端的学术依据。

为布氏在1949年争得博士学位的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其草稿是作者二战期间在德国俘虏营中花了5年时间在练习薄上写就的。作为一个德军俘虏，面临着一战、二战法国的一败再败，布罗代尔并没有人云亦云，将法国的悲剧命运根源归咎于近代的法国大革命，而是在囹圄中放眼世界结构，看到了自1500年所发生的巨大结构翻转：以葡萄牙、西班牙摆脱穆斯林世界长期封锁，突破地中海为标志的西方世界的结构性兴起。正是这个“俘虏”的练习薄洞穿了500年的世界――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形象地叙述这种历史大翻转的中国当代作品，也许是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的《风起东西洋》（团结出版社，2000年），它以优美的笔触叙述了1200－1500的世界图景：当时，落后的欧洲被强大的穆斯林世界长期压制在偏远的一隅，而繁华的中国如同遥远的神话，是成吉思汗的铁骑扫荡了中亚穆斯林世界，才第一次解放了落后的欧洲，使得欧洲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当马克 波罗一家启程来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国景教徒扫马同时启程去欧洲，戏剧性的是：《马可 波罗游记》把中国吹得天花乱坠，而列班扫马（列班是叙利亚语“教师”之意）的游记却因为欧洲的贫穷、落后和乏善可陈，读来如同扶贫手册。

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分崩离析，东西方之间的陆路通道再次断绝，欧洲要想摆脱孤立隔绝和被长期封锁的状态，也只有面向海洋、走海路这唯一的生机，而海路中唯一有可能性的，就是必须打通地中海，冲向大西洋，而这里的关键，就是拿下直布罗陀海峡的出海口格拉纳达。于是，当1492年葡萄牙人首次侥幸战胜穆斯林海军，突破格拉纳达的时候，世界近代史的大幕方就此拉开。这就是布罗代尔的巨著，为什么以奥斯曼土尔其与西班牙之间的长期斗争来描写地中海史的原因。而我们中国人看穿了世界史这一巨变的，则是毕业于北大历史学考古专业的学者、作家张承志，如果说周宁教授的“两洋”是指大西洋和印度洋，那么张承志先生的《两海之间》，其实便是我们读懂布罗代尔的入门钥匙――“所谓两海就是指地中海和大西洋”。西方崛起或者扩张的途经，是先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再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张先生还考证出：把达 伽马的船队带到印度卡里卡特的，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船长，欧洲人的海洋知识，也是从穆斯林俘虏那里获得的。

当然，150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兴起，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结构，但是，这种崛起首先是由于它们所处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大国崛起》的作者之一，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教授因而指出：15世纪的欧洲远比中国落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能走在西方国家前头，也不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先进，“这是与它们反对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分不开的。阿拉伯人从8世纪以来统治了伊比里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岛上的原住民进行了长达7个世纪的复国运动，这种复国运动形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而航海，则是阿拉伯的统治“迫使他们（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扩张来寻找出路”的走投无路之举。――我们也只有从阿拉伯、欧洲和印度这三个结构之间的互动，从“地中海之风推动大西洋和印度洋转动”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意义和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欧洲语言中（特别是西班牙语）中，“发展”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解除捆缚”，“冲出封锁”，抒展自己。

这就是“大国崛起”的意义：不仅揭示使其然，而且要揭示使其所以然。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英格兰银行的世界史

 

布罗代尔将地理时间称为“结构”研究、或者“长时段”研究，而将“社会时间”称为“局势”研究、或者“中时段”研究。言下之意，成事在天，而谋事在人，所谓创造局势，意思也就是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把握住历史机遇。

与我们惯常的理解不同，“社会”即使在欧洲，也是一个在1600年之后才出现的范畴，（“社会”这个范畴在中国的出现就更晚，在严复那里它被称为“群”和“群治”，这是中国最早的对于“社会”的翻译和理解。）“社会”在欧洲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方式的确立：即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契约的方式分配“权利和义务”，这是欧洲封建赋税制度的发展，所谓的“社会的统治”或者“社会主权论”，从本质上即是纳税人政治，是纳税人统治，统治的主体不是希腊和罗马意义上的公民，而是纳税人。随后，洛克和斯密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经济体”，即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相互关联、自我调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行为的总和，并认为欧洲的政治必须围绕着这一系列经济行为建立起来，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从此就成为“政治经济学”，政治从此就再也离不开经济，它的目标也是围绕着权利和利益建立起来的。所以，当马克思说到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时候，他指的其实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

所以，与一般的印象完全相反，近代欧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政治背景和伦理背景不是什么“公平和正义”，而是“权利和利益”，它是围绕着纳税人的权利和经济利益，是以这种利益为核心来来分配资源的，这是近代政治领域的一次巨大的转折：“权利和利益”代替“公平和正义”的转折，它构成现代“法治社会”和“经济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这也是17世纪以降欧洲政治的主流，无论洛克、斯密还是边沁，都处在这个广义的功利主义思想之中。

而近代欧洲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大概是产生于荷兰的合伙人（Company）制度即公司制度，它植根于波罗的海的出海捕捞和贸易活动，是船主、船员、销售商之间为了规避风险而创立的社会组织形式，随后，世界第一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609年成立，银行制度的创立，使得荷兰商人可以3.5％的低利息获得贷款，而其他欧洲国家从该银行的贷款利息则是6.25％。“大国崛起”的另一作者，武汉大学陈勇教授指出，由于英国17世纪的借贷利息是荷兰的一倍，所以荷兰人商人可以用比英国人更低的出价买到英国的煤炭，以及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这乃是荷兰奇迹和荷兰崛起的重要原因。――而实际上，根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欠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利息，到30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偿清。而清偿利息，则是18世纪以来的英国加快海外掠夺和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动力。

与此相关，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正是这家合伙人银行（英格兰银行不是国家银行）通过低息贷款和长期股票，从根本上支持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殖民活动。而这就特别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因，在中国最流行的说法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落后挨打论”，但是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的原因不是单纯的鸦片问题，而是广东公行通过东印度公司这个金融中介人，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巨大商欠――也就是债务纠纷。因此无论《川鼻草约》还是《南京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这个“商欠”问题（仅利息就高达300万两）。

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既是一个（向荷兰）还债的机构，同时更是一个向印度和东方榨取和放债、逐利的机构。阿克顿勋爵曾经将英格兰银行称为“政府的政府”，指其权力足以超越国家之上，他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前一句是说政府，后一句专门指英格兰银行，因为英格兰银行才是“绝对的权力”。而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这句话的真正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