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以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其它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徒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25元。（转引自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9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1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自由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本特征，只育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一起，1949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总是能将磨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做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薰育。”（《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31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同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第66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1949年以后。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我这里着重分析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中国的大学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过，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徒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从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知，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可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记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应该对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前这几年给予特别重视，不能只重视这一时期主战的言论，更应当理解主和者的心情。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一篇很长的《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这里相对中国社会的其它角落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天然地肩负有领导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也要如此，既要有思想的力量，同时也更要有道德和修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中教授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见《观察》第1卷第6期第17页）。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那一党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二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伦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极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当然，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十分好，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参阅《观察》第1卷第6期第17－18页《本刊特约记者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