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8卷第2期，第22页，北京，1990年6月19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10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11期，第9页，北京，1882年4月）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钟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已存在了近40年时间，这期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2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15年，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南开大学从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6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
梅贻琦 1889－1962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出生的年代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同样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赴美国留学生，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即十九世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为代表）和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钟书为代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于他们生存，这批知识分子中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是在50岁左右，更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30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每一年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636－64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个年度中没人进入西南联大外，在近20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一流学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见下表：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也就是说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钟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钟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3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同上，第225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同上，第226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101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4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第6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