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由于毛泽东及中共以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的正宗自居，高调抨击苏共的“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和好斗姿态导致中共与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空前紧张。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中共，中共因此成为被“兄弟党”“围剿”的对象，在国际共运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但当时在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心中普遍存在著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心态，对论敌非常轻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吴冷西的书中仍然残留著这种轻蔑傲慢心态的余痕。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首先反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确定的一种“敲山震虎”式论战策略。尽管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已开始指名批评中共，但毛泽东认为，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馀地。（514）

　　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批评（中共则认为属于“攻击”）中共的政党很多，为什么中共偏偏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打击的对象呢？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也公开批评了中共。当时中共认为，陶里亚蒂的讲话“稍有理论色彩”（517），他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一思潮的典型理论。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发表于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传给在杭州的毛泽东阅后，毛夸奖说：“写得很好”。（517）吴冷西在书中提到：“我们评论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人的观点（518）。”换言之，论战中期阶段采用的是“指桑骂槐”手法。

　　4.与苏共公开翻脸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以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覆信”对苏共强硬反击，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馀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轰动”（591）。

　　为发动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准备，组织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几乎成了中共中央的“头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毛指令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一个写作班子起草一篇公开反击的文稿，同时要求陈伯达在杭州单独组织另一篇文稿，两地平行作业。据吴冷西回忆：为了搞好这个文件并为后来写文章作准备，曾经收集和整理了大约400万字的资料。（591） 4月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两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专门讨论了这两篇稿子的修改问题。从5月17日起，邓小平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在钓鱼台宾馆修改文稿，邓小平、彭真均搬进钓鱼台居住，直接参与讨论修改，一周后拿出了初稿。

　　当时，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中共还“徵求”了一向由其扶持的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也于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见”；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鲜的意见；此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聘用的一些外国共产党顾问也参与了一些意见。吴冷西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情节尤其令人震惊：毛泽东及中共当时曾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著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667）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饥瘦、营养不良，毛竟置6亿国民的生计于不顾，倾国库欲“收买”越共，以壮大其与苏共“决战”之势。

　　该文修改稿先经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再经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最后由毛定稿，然后派专人送到莫斯科，由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负责人递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及其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转达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581）中共认为，苏共的“三和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阶级分析方面有5种错误观点；同时就“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亚非拉国家及反帝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平过渡论”、“禁止核武器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党问题”、“领袖、政党、群众、阶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准则”等全面批判了苏共。

　　苏共收到中共的这一信件后，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将中共的这封信公开见报。吴冷西书中的说法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内对两党争端公开化的官方解释：苏共7月14日的这封“公开信”开始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性恶毒攻击”，“苏共的行动表明，赫鲁晓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611）但实际上，早在4月4日中共率先公布3月30日苏共中央信件时，双方的论战就事实上已曝光。从此两党之间“撕破脸皮”的公开论争就正式“开战”。在此后的1年内中共接连发表了批判苏共的9篇“重头文章”（即当时著名的“九评”）：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评：“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639）；毛泽东对“二评”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还亲自作了多处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后还夸赞此文“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659）；“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明确，有些提法过份了”（651）；“七评”“前后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663）；“九评”“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784），“是重头文章”，“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795）。据中共统计，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

　　从吴冷西的书中可以看出，在长达10年的“中苏大论战”过程里中共上层的意见是相当一致的，并无任何不同的声音。笔者以为，正因为高层领导人全体参与了这场论战，无法把政治责任推到少数“替罪羊”头上，为了维护领导层的集体权威，就只能事后对这一论战长期采取集体沉默的态度，希望让时间把这段历史悄然一笔带过。如此就自然不能指望官方会对这场论战有所反思了。而当事人如吴冷西则至今仍以“当然正确”自居，在书中处处为毛泽东及中共辩护；说到激动处，当年那种激昂好斗的毛式情绪就跃然纸上。

　　“中苏大论战”里中共“秀才班子”贬低赫鲁晓夫及其论点时大量使用了辱骂式语词，如“嬉皮笑脸、泼妇骂街”（389）、“信口雌黄、大肆谩骂”（281）、“大肆咆哮”（618）、“耍赖”（621）、“狡辩”（622）、“歪曲事实、捏造事实、颠倒事实”（741）、“陈词滥调”（612）。这样的文风通过当时全国强行实施的“政治学习”而侵淫社会，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此后“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大批判文风”，乃至以后几代人在书面文体中时而流露的“语言暴力”，均承袭于此。

　　二、中国为何与苏联翻脸？

　　1949年以后，中共曾经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国际关系定位，为此还严厉迫害过国内许多批评苏联的人。但为什么中苏很快又会彻底翻脸呢？杨奎松认为它与毛泽东的个性有关[3]，而吴冷西的书则似乎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原因。

　　1.为什么对斯大林深怀不满的毛泽东要捍卫斯大林？

　　毛泽东向来对斯大林深怀怨恨，因为他不甘心居于斯大林的领导指挥之下，也不肯让中共的利益服从苏联的通盘考虑；但毛又强烈地反对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因为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会动摇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掌握政权的“本钱”和基本手段。

　　苏共“20大”之后，趁著国际共运中批判斯大林浪潮的兴起，毛终于有机会发泄对斯大林个人的不满了。在1956年3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历数斯大林4次压制中共的记录：土地革命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中共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苏区损失90％；抗战初期斯大林又支持王明路线，让中共听蒋介石的；抗战后期斯大林又不许中共打内战；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但自觉未受充份敬重[4]，于是说自己在莫斯科浪费了时间，只是每天“吃饭”、“拉屎”、“睡觉”。1956年底毛又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老实话，3篇文章都是我不愿意写的；一次是向斯大林祝寿，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其它2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65） 1957年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及苏共其他主要领导人有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100）这可能是毛首次当面向苏共领导人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表示了类似看法。他在1960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讲话中提到：斯大林晚年时期，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共长期养成了一种习气，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主义、大党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要求世界各国党都服从它的对外政策。（320）周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话：“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合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851）

　　但是，一旦斯大林死了，国际共运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却反而捍卫起斯大林来。当时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肃反扩大化，其二是大国沙文主义。中共政治局1956年12月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内容时，与会者不但不批评斯大林，相反却处处为斯大林摆好；甚至认为肃反扩大化也“有它正确的一面，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此外，即使认为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但还是认为他在多数情况下，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73－74）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并未改变，此时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主义。毛在1956年11月下旬的几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曾明确提出：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斯大林是好人犯了错误，铁托的观点要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