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著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初专用于指责苏联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词汇已基本上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消失，这段本来就深藏种种隐情的历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无所知。

　　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绝不是单纯的史家之好，了解这场纠葛的由来始末其实仍有现实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也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中苏大论战”的年代里，那些批判苏共和苏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符号在国内也占据支配地位，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煽动性；毛泽东及其同事们不仅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赌注与苏联进行了一场国际政治“豪赌”，而且运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把中国引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灾难之中，中国的发展因而迟滞多年。尤其令人感怀不已的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竟比当年苏共那些被指为“修正主义”的政策观点走得更远；或许正因为如此，那场震动国内及世界的反苏反修运动究竟是耶非耶，当下竟无人再议。

　　反苏反修运动先锋诸将中最晚辞世的几位刚离开人世不久，国内于1999年出版了两本与本文话题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书，一本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另一本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吴冷西的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谈中苏论战前的两党关系，下卷谈中苏论战过程，全书共17章、50万字。本文主要评论前一本书[1]，并引用后一本书的部份内容略作补充。

　　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文档解密，但是中国的相关档案文件并未开放，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学者目前还无法用双方的史料作对比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这两本书的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了。吴冷西的官方地位十分显赫：1949年后曾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及第二届至第四届理事会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2]；而中苏大论战前后吴冷西正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共唯一喉舌的主管。此外吴还有一个不公开的头衔——“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于1963年2月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并直属常委会领导），当时此头衔甚至比《人民日报》总编辑更显要，他因这一特殊地位而掌握了许多一般学者无法接触到的有关“中苏大论战”经过和背景的资料。吴在该书后记中说，“本书基本上是本著述而不作的初衷，披露笔者十年间亲身见闻所及”，写作此书“前后十年之久，才得定稿”。尽管此书作者是一位虔诚的马列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他的特殊身份、经历、所掌握资料的独特性及这本书的记述特点，使读者有理由把该书视为迄今为止最具官史色彩的中苏论战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从他引用的一些绝密文件和毛泽东未发表的诗亦可看出作者提供的这些材料的权威性。

　　一、中苏两党论战的由来及关于“修正主义”之争论

　　1.中共对苏共不满的开端：反对批判斯大林主义

　　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大逆转的这场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吴冷西认为，“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641－642）把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贴上修正主义标签，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是这场大论战的发起人、总导演和总指挥，而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乃至中共中央基本上都随著毛的旋律起舞。

　　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共特使刘少奇、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刘、邓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毛谈到苏共“20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除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之外，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就丢掉了。1956年11月15日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赫鲁晓夫认为议会道路可以取得政权，说明他把列宁主义丢得差不多了。根据毛的这一判断，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3月17日到4月3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接著又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产生了这篇文章。该文虽然为了表面上顺应当时国际共运的主流而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作了一些批评，但正如吴冷西所说，“明眼人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30）

　　此后不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提出要反斯大林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各国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82）铁托的这次讲话使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进一步强硬起来。从1956“11月25日开始，毛主席查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25、27、28、29、62），提出要写一篇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11月25日、27日至29日的4次常委会开始酝酿如何写这篇文章；在11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说了文章的最初要点；12月2日他建议将文章改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12月13日毛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初稿；12月19日、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修改了初稿；12月22日常委会继续讨论；12月23日、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讨论修改过的稿子。……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著看。我们修改一段，他看一段，……毛主席也看一部份改一部份……”（80－82）；毛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将这篇最后定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82）。3天后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差不多全文转载。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时，毛泽东再次指出：苏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观点助长了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69）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根据吴的回忆，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问世几近废寝忘食，从此时起，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个中心工作便是在毛的导演下开展与国际共运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世界”，简称“三无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于是，中共的秀才班子奉毛泽东的命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于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著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开场。

　　据吴冷西回忆，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这3篇文章开始，中共高层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这个小组从62年11月开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吴冷西担任副组长，整个工作由邓小平主持（560），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以及“秀才”写作班子成员——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这个班子直到“文革”时才解散。

　　论战初起，毛泽东及中共基本上以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为批判的目标，同时在党内高层将赫鲁晓夫称为“半修正主义”；但由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还需要彼此利用，毛不愿意公开翻脸，所以对赫鲁晓夫立场的定性还算温和。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的基本结论是：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231）

　　2.对苏共的批评进一步升级：反对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及与西方和平共处

　　虽然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未导致双方翻脸，但对苏共所主张的对内缓和阶级斗争、对外缓和国际关系，毛和中共一直感到芒刺在背。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就讲过：“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462） 1960年在美苏两国公开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美国U2型间谍飞机入侵苏联腹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在该市改名为叶卡杰琳堡）上空被击落的事件。此次事件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看法。邓说：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272）；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和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642、659）

　　当时赫鲁晓夫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比较务实的“三和”、“三无”理论。苏共“22大”纲领据此确定了新的内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81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了进一步解释：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不符合当代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不能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具备可能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议会变成人民的议会；要注意防止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警惕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主义等。（378－380）

　　但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这套理论是地道的修正主义。毛把赫鲁晓夫与中共的分歧归结为：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290）刘少奇也指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至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形成。（466）苏共“22大”之后，邓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