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这是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众所周知，美国在美洲奉行的对外政策原则是门罗主义，它的特点是门户关闭，排斥欧洲插手美洲事务，本质上反映了殖民垄断主义。而在亚洲，美国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共同分享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一“关”一“开”，都是以美国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绝不是为了别国的利益。所不同者仅在于，“开放”政策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提出来的，它比商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赤裸裸的排他性的殖民垄断，似乎要“文明”一些。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门户开放”照会象征着公司资本主义新秩序的胜利。[9]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如何认识，如何估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史实问题，想在这里简单地提一下。至今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著中，还说什么海约翰提出的这项原则中包含了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错误。事实上，不论在1899年9月6日的第一个照会中或是1900年7月3日的第二个照会中，都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字眼。在第一个照会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争取在同其他列强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平等地位，这本来就是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只是在第二次照会中，才写进了“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话。注意，照会中使用的是“实体”（entity）而且是“行政实体”（administrative entity），根本没有所谓“主权”的字眼。这字里行间实在是大有文章。[10]美国外交史专家贝米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句话时，使用的是斜体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11]他还指出：一直到1908年美国同日本签订《罗托-高平协定》时，协定中还只提“中国的完整”，而不提中国领土的完整，意在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自由行动。[12]可见，美国在开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并没有反对欧洲列强宰割中国，甚至也不反对它们瓜分中国的局部领土，而只是反对它们把中国全部肢解，反对它们完全排斥美国的利益。大概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时，才冠冕堂皇地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一提法为什么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的，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根据“中国的完整”等字眼，就进行逻辑推论，硬说它意味着美国要独占整个中国，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因此某种对外政策在实施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有时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取决于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是达到某种势力均衡，或者是达到谁也不曾预想到的后果。19世纪初期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所起的某种作用就是如此。[13]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诸国都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日本的背后有英日同盟为后盾。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日同盟对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个威胁，因此美国是反对英日同盟的。这样，就在远东形成了新的三强鼎峙的局面。美国为了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召开华盛顿会议并重申了“门户开放”诸原则。这次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暂时抑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维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

“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华政策是有很深的矛盾的。从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并逐步扩大侵华战争，日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某些局部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只是日本把炸弹扔到了珍珠港，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才促成了中美两国第一次结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未预料到、也十分不愿意的。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美国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主权，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绝不能把不同的国家的对华政策等量齐观，对于它们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以及在国际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切实的而不是虚夸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观察当前的复杂的国际斗争。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出版的某些著作中，对美国在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政策问题，例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不力，把石油和废铁出售给日本，一直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在战争中奉行“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政策，等等，有过许多的评论。作为总结如何防止侵略战争、避免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些文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只分析中国一方的情况和资料，而不大注意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存在的分歧看法。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国广大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也并不比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更多，而且有许多误解和歪曲。据说，乔治·华盛顿一直到1785年才知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为此感到很惊异。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美国舆论最关心的是欧洲事务。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14]在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其中五分之二是对日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左右是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要把对日本的关系摆在中国的前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的。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很复杂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而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宣战的决定权在国会，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美国人民又从来都不愿意卷入外国战争，而没有国会和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是很难作出战争决策的。不管我们对罗斯福本人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这次大战前夕的态度是：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又决不愿为中国而与日本发生战争，因而它在战前对日政策中表现出长期的妥协、态度暖味和犹豫不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目标，由此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前些年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可靠资料。最近以来这段时期美方文献资料开始较多地披露出来，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大有用处。

无需赘言，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课题中，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必须占有应有的地位。过去对政府之间的交往讲得太多，事实上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友人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流传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过去早有种种传颂。中国革命的亲密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遗憾的是，过去一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更不用说很好的研究了。华工远涉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建设的史迹，过去美国有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渗透了排华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已有不少人开始重新研究。如果今后中美两国的史学家能实行合作，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

为了认识美国，了解美国，仅仅从中美关系史这个有限的范围去研究美国是非常不够的；况且即使要深入地研究中美关系，也必须全面地了解美国，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恢复交往的新形势下，加强对美国史的研究更是显得迫切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到中外关系时明确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5]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必须承认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立国的特长，从而在国际交往中，必然有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合作的一面，而不可能只是相互排斥、敌视和对抗，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这并不是说要去掩盖一个国家的缺点、短处、阴暗面，不是这个意思。

拿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有许多污秽和丑恶的东西，而且可说是应有尽有。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muckraker”（清粪夫），专指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和社会的污秽的黑幕的揭发者。当时揭发黑幕达到如此盛行，以致美国历史学家把20世纪的头10年称为“清粪夫的纪元”。但是，美国的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美国人民自己也谴责这些丑恶的东西。有些东西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痼疾，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但它们不能说是代表某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谈到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曾经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6]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大家知道，如果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当我国明朝灭亡的时候，北美大陆还是刚刚开始殖民的不毛之地，当我国处于清王朝乾隆的极盛时代，北美13州才刚刚取得独立，仅仅领有大西洋岸一条狭长的地域。但是，这个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中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用几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英国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变革，一跃而为拥有世界财富约五分之一的头号超级大国。世界上很少有比美国的历史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难道具有这样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吗？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美利坚民族的某些特征有所帮助。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美国历史的某些特征，他在1888年10月10日给在美国的战友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我们通常对它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就像任何一个德国小学生对法国的概念一样。”[17]他果然亲自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实地看了看，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对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与勇于进取的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速度，对美国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美国工业生长中出现的新现象——托拉斯，等等，都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列宁也是这样，非常重视对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部专著。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美国提供了示范。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就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腐败等方面的论述，也多是揭露现象，而缺少深入的分析。

美国人民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独立自强、勇于进取的求实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长期培养形成的。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宗教迫害的斗争，反抗重商主义的英国殖民压迫的革命，披荆斩棘开发西部的群众性大移民运动，在荒原上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创建自由企业的业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美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和勤劳、勇敢的性格。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开辟对华远洋贸易的历史，也表现了美利坚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民族的进取精神。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来自美国的人参等物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为了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不断开辟新货源。从18世纪末对华贸易开始后，美国人就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货源。这是美国人向远西部太平洋岸以及向太平洋进行探险和扩张的年代。早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的美国西北海岸探险，从印第安人手中搞到水獭皮，携到广州高价出售。这种新货源和秘密被美国人探知后，立即多方设法寻找通往西北海岸的途径。当时西北海岸还不属于美国。到80年代末，美国人终于绕道南美合恩角，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到西北海岸，找到了皮货的产地。一时之间，就好像发现了一条新“黄金海岸”。顺便指出，中国人的足迹是早在1788年就随同英国商人的船只到了这里。1785年，“阿尔戈”号船驶往奴特卡海峡建立皮货贸易站时，受雇的中国人达26名之多。[18]美国商人在西北海岸贩取皮货的活动，开辟了绕道南美-西北海岸-广州-好望角-美国的环球航行。后来，在航行途中又在夏威夷发现了一种贵重的木材——檀香木（檀香山即由此得名），在福克兰群岛等地发现海豹皮。这样，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随着它的商业利益而向前推进。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人就从大西洋岸扩张到太平洋岸，到达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又进而向太平洋扩张，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清朝末年，我国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对美国向亚洲的扩张都曾有过尖锐的揭露，但是对美国人自强立国的精神却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国人学习。黄遵宪写过这样的诗句：“立国赖民强，自弃实天孽。不见美利坚，终能脱羁绁。”[19]梁启超在20世纪初漫游美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评论。他对美国在太平洋贸易中日新月异地建造大货轮，赢得商战之胜利，颇有感触。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此太平洋上之航权，实我国应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开设四十年，曾无丝毫之远虑，而其余商人，亦更无有起而图之者，吾侪亦复何颜以责备政府耶……。”[20]

两百年来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不仅仅是依靠美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进取精神，也不仅是由于它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等等，还需要有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接掠夺殖民地。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则是按它自己的方式解决的。美国的劳动力来自大量的欧洲移民和贩卖来的非洲黑人，这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没有过的新经验。欧洲移民也带来了技术的进口，并给此后美国的历史发展打下鲜明的烙印。非洲黑人的输入则给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美国内战。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国必须自己吞食和慢慢消化这一苦果。至于美国解决资本短缺的办法，是大量依赖外资输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始终处于负债地位。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借外债而受人奴役并永远依附于人。美国一开始就根据美国工业底子薄的特点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大量修建铁路，为自己的工业品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实行了农业革命。美国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土地属国家所有，劳动者只要付极少费用即可取得大片土地。美国农场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式的经营。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国内市场用不了，正好可满足工业化欧洲的需要。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弥补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使美国有可能继续输入资本以发展工业。著名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哈克认为：“农业是美国前进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救星。”[21]这很可能就是美国能大量借用外资来发展本国工业的奥秘之所在。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成功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美国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该肯定的东西就肯定，该否定的东西就否定。我们知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把美国视为自由乐土、追求幸福的乐园，甚至企图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但是，历史的实践表明：美国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样板”绝不是什么自由乐土，美国的物质财富愈是增长就愈加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克服的痼疾和深刻的危机。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研究美国不仅对于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对于观测世界资本主义的去向和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再说，为了加速我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过去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是不对的，现在如对美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当然也会出错误。19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派有过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经验，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是认为不需要全面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经验，不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单纯地引进洋枪洋炮、移植技术，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方面的失败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总之，今天中国已以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自立于现代世界国家之林，并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邦交。我国既然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研究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到新的水平。对美国的研究和认识也是如此。我们相信，我们对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必将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注释：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8年英文版，第２—３页。
[2]《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和未来》（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1978年英文版。
[3]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 Denne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1992年英文版，第89页。
[4]福士达：《美国远东外交》（John W.Fost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1909年英文版，第28页。
[5]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 R.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1930年英文版，第114页。
[6]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1933年万有文库本，第2页。
[7]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1973年中译本，第3卷，第2页。
[8]《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9]威廉·阿·威廉斯：《美国历史概要》（William A.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1961年英文版，第417页。
[10]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百年来要件选读》（Paul Hibbert Clyde: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英文版，第213、216页。
[11]贝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F.Bemi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英文版，第487页。
[12]同上书，第496页。
[13]参阅拙文：《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14]《龙与鹰》，第5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16]斯大林：《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消息报》，1948年4月13日。
[1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18]巴特：《苦力：美国华人史》（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1964年英文版，第185页。
[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注，1957年，第405页。
[20]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增刊版，第159页。
[21]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Louis M.Hacker: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