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诠释学与历史主义经常在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上被连系到一块，甚至被等同起来，然而其用
意并不相同。人们可以在哲学中读到这样的指责：诠释学被历史主义地、即被历史主义的问题所
侵入，而此通常意味着：诠释学虽然努力地去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文化现象，但从未显示出其
效用，也没有负责地与系统地表述真正事实。但是人们也可以用另一种角度来说明诠释学与历史
主义的紧密血缘或同一性，即：[它们相互表达为]**诠释的历史主义或历史的诠释学这便是「真
正的」科学文化，此文化赞同文化的多样形态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而此真实性并未忽略过去，甚
至因此使过去的作者具有一种在当代讨论中的共同发言权。
事实上，近代的诠释学如今正和人们到处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一同发展。但如果我们更仔
细观察，就会发现：诠释学家们已卷入了激烈的历史主义争论中。众所皆知，加达默尔1如此指责
狄尔泰：他陷入了「历史主义的困境」，而加达默尔要求：必须克服自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后
便广为流传的有问题的、甚至是致命的历史主义诠释学。还有他的学生如让·格罗汀2批评 (例
如) 艾米罗·贝蒂 (Emilio Betti) 的诠释学像「历史主义的晚期产物」。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则
读到贝蒂3批评一种「原子论的及反辩证法的历史主义」，某些作者如 E.D.赫施4及汉斯·阿伯特
5则在加达默尔处发现了一个极有问题的「极端诠释学」，在此诠释学中，他因着理解之历史性主
题而放弃了在文本中所指意义的客观的、正确的认识之目标。而现在赫施这一边则要求，以其
[赫施的] 诠释理论来克服或避免这样的历史主义。或许这使得我们对于争论的理解变得比较不容
易争辩的双方也能够给与历史主义概念一种积极的或中性的评价:赫施在另一处称一种多元主义的
和多样形态的历史之近代看法为「历史主义」，并且捍卫这种当代的见解6。而加达默尔无须以批
判性的口吻也能够将变动中的见解和历史世界中的分歧标志为历史主义 (例如当他提到罗特哈克
〈E. Rothacker〉7)；当他偶然地把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理论特征化为「第二层次的历史主义」时
同样地也能够没有论战性的锋芒8。在这种方式下，则争论的双方便能将历史主义概念既放入哲学
的批判，又放入哲学的实质性的、或肯定的标志中。
这样的结果唤起了人们的好奇：到底什么是「历史的」和什么是「历史主义」？而人们发
现：如果人们询问历史的本质，出现在眼前的并非是人们所能够观察及描述的现象，而只是夹带
众多不同意见的一个词 [即历史主义]。精神科学的众多概念源于普通语言，然后在被定义的术语
中、或至少在明显地反省性的概念中逐渐地产生变化。例如「历史」(Geschichte) 这个词，便是
如此。在一般语言之外的其它概念被有意识地构成及确定，而其中一个这样的技术性字眼在德文
中便是「历史主义」(Historismus)。就我们所知，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一八OO年前后，在诺法利斯
和菲德列·施雷格那里9。我们当然不能由此便认为是他们二人使这个字被有效地使用，它更可能
只是自发地形成而已。这种语言创造如历史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并非偶然性地，而是在特定的
条件及处境下形成及传布。这种情形也许是这样：最早人们可能提到了历史主义的共同点或事
情。这种情形，依我之见，乃是存在于所有人类事物之彻底转变的近代经验中；一个这样的经验
早在有名的法国的「古代与近代的争执」中显露出来。如今人们可以怀疑，是否人们能够一般地
谈论「一个」人类的世界，或是否众多这样的世界并非在时间的前后依续中形成。我有意识地提
到「近代的经验」，乃是因为两个情形：首先，人类的关系事实上很明显地改变了，再者，人们
也以世俗化的、科学性的意识察觉到与知道这种情况。如果在科学、技术与艺术中已存在的不是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代化如此地猜测则产生的也许并不是一种如同在仍然稳定的神学世界图像之前
提下的历史主义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就不会经历到那种完全极端的变化；世界舞台可能
继续表现其自身为唯一和相同的东西，或者这舞台的转变和变化被归终于可靠之神的意志。(虽然
旧的历史神学能够免除历史的转变，但还是不能免除历史意识10)。
历史主义的概念建构，对我而言，似乎必须朝向这样的预设：人们具有一种由快速转变及人
类关系之多样性而产生出的非常清楚的、反省的意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以认为：不同的人性
世界最终不过是人性或精神的进化阶段或者可以批评这样的阐释为任意的思辩：由此，历史主义
的概念便在肯断的或批判的意义11上成为历史的形上学。或者人们可以指责别人说：他们的行止
似乎并未与历史相一致，而且他们粗暴地对待古代及过往，或陷入对过去的遥想：这样，历史主
义乃是作为保守主义或浪漫主义12。或者人们可以在所有意义关连之转变的标志上批评那些人：
他们让这标志停留在历史事实及历史变化的单纯知识上，而没有依据对我们而言的历史事件及其
意旨(Bedeutung) 的意义 (Sinn)，或没有依据某种超历史物来发问：这样的历史主义乃是作为历
史的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13。人们也可以攻击某些人，对他们而言，所有的规范如伦理的、美学
的、宗教的、法律的、科学的等等，也只不过是历史的、在变化中被掌握及消逝着的：此乃是批
评把历史主义视为相对主义14。人们当然也可以捍卫所有的历史知识，把它们当作历史启蒙的形
式，以及在指引人类事务上当作是必需的：将历史主义作为历史的文化、作为坚实的及必然的历
史之知识的15整体。所有这些历史概念的意义我们业已在十九世纪便发现了，它们在一个由于彻
底变化的人类关系而引起的讨论中，映现了不同的派别；总体而言，反映了已成形的不确定性，
就如此运动着的历史实在性而言，人们应该接受这不确定性。就研究的整体而言，特别是对于对
手的批评来讲，「历史主义」在此首先是一个争论性概念。但是在活动着的人类世界与历史的启
蒙运动两者的标志中，人们不仅被指责为历史学家，而且还被强烈地指责为非历史地思考，也就
是说：他不尊重属于人类事物之历史的实在、分歧的关系及变化。B.克罗齐便是与如此的「反历
史主义」奋战16。
如果人类的历史曾被认识为是分歧的与极端变化的，则似乎不可能逃脱一种「历史地或非历
史地思考」之指责。谈及进步的人，对其对手而言便是一个作为历史形上学者的历史学家；否认
或叹息进步及变化者，对其对手而言便是一个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某人若因为历史的变
化而不再接受某种指引及有效价值，便是作为相对主义者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的事实知识
者，乃是作为实证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因此，未曾背负非历史思考的指责、或遭受一种其它的历
史主义批评，便能克服这种或任何一种历史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本世纪初作为「历史主义的问题」被讨论的，首先是在历史实证主义以及由此而浮现的历
史相对主义两种形态中的历史主义。这两者均为最重要的历史主义概念，在诠释学家的那个论战
中它们遭遇了:加达默尔针对一种历史的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之意义而指责施莱尔玛赫及狄尔泰为
一种历史主义，这便是说，一种传统的科学化，在它追寻关于文本客观的﹑正确的事实表述中必
须追问文本的效用；它使传统客观化且由此而剥夺了其权利；它只能把意见的多样性带入经验
中，而非真理中。相反地，E.D.赫施在认识的相对主义意义上，辨识出加达默尔的某种可疑的历
史主义。因为如同加达默尔所说，理解实质上「一直都是不同地理解」，这对赫施来说，乃是指
正确理解的理念必须被放弃，而这便意味着认识或诠释的一种历史的相对主义。
海德格尔学派的哲学诠释学因此转变为反对作为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主义，且遭致了作为历
史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之指责。而其对立派别，如贝蒂及赫施之更表现为一种语意学的或方法论
的诠释学，则转变成反对作为认识的相对主义之历史主义，且被批评为「依附于一种作为客观主
义之已陈旧的历史主义」。第一种诠释学使我们强烈地回想起自身的历史限制性，想起了诠释的
历史脉络﹐但是第二种诠释学却没有遗忘被诠释物的历史条件。前一种诠释学涉及我们的历史性
存有，而后一种诠释学则涉及我们的历史知识。在这场争论中双方指责的并非只是历史主义，还
有主观主义。对于加达默尔而言，这种较早的历史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因为这种历史主义从规范
的文本中做出主观的意见表态，而且使理解从型范的 (masgebliche) 传统转向移情(Einfü
hlung) 与同气质性 (Kongenialit?t) 的事物上，因此暴露出其主观性之传统。但是对于赫施和
贝蒂而言，那由海德格尔所启迪的诠释学也是主观主义的，因为它放弃了正确理解的目标﹐且将
每一种方法弃于不顾﹐从而打开了对于诠释之随意性的大门。此中显示，双方均被导向一种根本
不同的真理概念：加达默尔被导向一种真理的准存有论概念(在诠释中，事情之存在于言谈中的本
质应该被阐明)，而贝蒂和赫施则被导向符应性概念 (Korrespondenzbegriff) (诠释应该符合于
文本的表述)。后者在此是有意识的衔接上施莱尔玛赫与柏克 (Boeckh) 的诠释学，而加达默尔则
明显的与他们有距离。现在已经清楚了：在我们的分析中，那涉及传统的、历史的学者文化之争
论仍然持续，此争论在我们世纪的二十年代已达到了一个最初的高潮就是在辩证神学17的反历史
革命和在青年海德格尔的批判中。去简短地回忆一下这场以历史主义争执为核心的争论，乃是有
益的。
众所周知，于十九世纪末叶在尼采，但不只是在他那儿出现了对于异常地、历史地起作用的
精神科学的一种不安感，人们不久便普遍地称这种历史知识的过度负荷为「历史主义」。R.欧以
根谈及「对那种使人的一半生活陷入麻痹的历史主义之忿怒」;而 E.托以渠也相当类似地谈到作
为历史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因为历史主义产生了「疲惫和自大的显著现象」，产生了「对于当
代而言之历史的全体世界知识以及令人起疑的非创发性 (Unproduktivit?t) 两者之疲劳印象」
18。人们确信应当去拥有许多的、真的是许多许多的历史知识，而且必须丢掉那些急需去知道的
东西。作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似乎把精神科学及文化均带入荒漠并引起混乱。
谈论这种观察方式的根据和理由，在某种事情上是可能的19；我认为这个例子就是提示，即︰实
践哲学和唯物的历史哲学在德国几乎是同时崩溃的这段时间中，出现了这样的指责。对于历史知
识之构造和在此知识中的导向而言，如今首先是民族国家提供了例子，因此我们发现在民族的或
民族主义的思考中并没有历史主义的指责。对于诠释学而言更重要的是哲学的回答，它寻求去克
服那种历史主义问题。我选出了最重要的两项︰第一项是，人们寻找在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价
值上之支撑点，新康德主义 (H.李克尔) 20及现象学 (E.胡塞尔) 21便是沿袭着这条传统的道
路。第二项是，人们开始以这种方式摆脱困境:朝向生命及现在、朝向发生着的历史。那第一种哲
学方向迅速地招致非历史思考的指责；而第二种，当它在历史的无可回避之河中共潜共泳而尝试
去安排自身时，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历史主义。虽然它自身经常回避这种表述，而较喜爱谈
论人类此在 (Dasein) 的历史性。
对尼采而言，历史知识唯有其服务于现在的生命22才能被证成，而对克罗齐来讲，颇为类似的是
︰历史作品唯有当其阐扬当前实践23才不是死的编年史。指向当代的明确任务取代了对过去整体
的传达。克罗齐称此为其哲学，此哲学克制了大量的无用之历史知识，并且由此克服了作为实证
主义的历史主义：即 Storicismo. 因为对克罗齐而言，现在并非是静止的与无历史的，而是在持
续的转变及变化中被掌握。经由一种新的历史主义而克服对历史主义的指责，克罗齐如此以当代
历史性精神自身的知识替换过去事实的知识，这新的历史主义通过两种措施而改善自身的形象：
首先它简化了作为被强制性感受到的大量历史知识，从而减轻了康德已经提到的24「历史之负
担」，再者它在此把事实和价值连系起来；纯粹对记忆造成负担之事实，且对证明当代的理解很
少有价值的东西，乃是属于那种死去的、对活生生的精神毫无关连的历史。
克罗齐把这个观念并入历史科学(对于他而言，特别是语文学)的方法论工具范围。在海德格尔处
情况则不同，他把较新的哲学诠释学带上了其它的轨道。他实现了一个与克罗齐相似的思想运
动，只是他把所有的﹑传统的学者文化置于一旁；他是通过一种回溯，即回溯到自身理解的、历
史性的此在，回溯到「在自我生命之实际的烦与忧之关连的实存的理解」，也就是经由这样的主
题，即理解历史的文本与自我理解是相同过程25的两个侧面，来完成这项回溯工作。「历史」现
在被化约到此在直接的遭遇，即它的存有，较之于纯粹地对存有的理解，更多地是一种自我实
现。这便是海德格尔对于十九世纪里作为历史客观主义之反应，而他的回答并不夸张，因为他在
此回避了作为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相反地他嘲笑新康德主义与狄尔泰学派为「野蛮人的柏拉图
主义」，他们敬畏「历史主义」26，且找寻在历史物中的非时间之物或与此相关的东西。在他较
早的演讲中表述的非常清楚：他根本无意克服历史的变化和作为历史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而是
将之作为原则，甚至将之意指为「此在之历史性」27的主题。海氏的对手是作为历史客观主义的
历史主义，作为方法论地进行的精神科学的历史主义，因为对海德格尔而言，被归为历史主义的
乃是：此在被历史异化，即被异化为只是科学对象：「对历史 (=专业的历史书写) 力图异化本真
历史性的此在而言，历史主义问题的出现最终是其最明显的标志」28。
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不但证明人的历史性为一种「存在论的」(Existential) ，在同一方式上
也是一种如同克罗齐之 Storicismo 的历史主义；两者均承认人类世界之变化为不可忽略的，且
将此变化作为他们思考的基础，这两位哲学家表现出一种「当下主义」(Pr?sentismus) 的形式，
在此主义中，历史知识被单独地集中到当代的精神或此在之阐明中(精神与此在也可能首先被它们
的未来关连所决定)。由此便很清楚，为甚么加达默尔有理由称呼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理论为一种
「第二层次的历史主义」：因为海德格尔已认识到，人类根本不能逾越作为相对主义的及做为所
有人类关系之过渡性的历史主义，因为这种历史主义根植于此在的运动中。想去克服这种历史主
义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必须更多地把它视为原则：唯一确定的，便是关于此在之不确定的知识，
甚至是此在之历史性的不确定知识。第二层次的历史主义，即历史性理论，也只是做为相对主义
的历史主义之一种反省的、深思熟虑的形态29。加达默尔自己的诠释学若容许我们将之补入的话
也是这种第二层次之历史主义的一种形态，因此，例如赫施及 H.阿伯特称呼加达默尔为一历史学
家30是有根据的。
看清真理概念如何经由新的「当下主义」而改变自身，对于这些诠释学争论，是很重要的。早先
克罗齐就强调，被称为「真的」的只有历史，历史并不只是「对的」，而是将光明引入当下的实
践中；在此方式下，表述的真理，即：在符应意义下的真理，乃是与做为自明 (Evidenz) 的真理
相连系的。海德格尔已在「存有与时间」中处理后一问题，但也只是悬而未决。真理的符应概念
要求关于实在 (〔在自明理论下〕它也消失了) 的一种正确表述，是完全偏离自明理论的，在此
自明理论中如图根哈特所指出「事物自身」(Sache selbst) 这概念是很成问题的31。在这里，具
有贬斥所有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倾向；精神科学的真理并不能被方法论地达到和控制。一种方法论
的诠释学如今还能满足一项有意义的任务吗？对此，加达默尔并未解释清楚，他只强调：他对这
类事情并不感兴趣32。有时他也让步说：人们的确也需要方法。而如果这是对的，则他难道不需
要将语文诠释学并入他自己的哲学诠释学中吗？据我所知，他从未指出贝蒂那学问渊博的著作是
不可或缺的33。也许如此对加达默尔便更为一致了：经由对此在的极端历史性之洞视，传统诠释
学被揭示为一种受限于历史的产物，而且已失效了。其浪漫诠释学作为 (被克服或仍待克服的)
启蒙运动之延续的标示，就显示在这方向中。
正如同克罗齐，加达默尔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取消了。只有当我们不只是确认一个确定的意义，
而且清晰并真实地证明了这文本在我们当下处境之应用，我们才算理解了文本。加达默尔也接收
了真理的自明概念，这概念晚期海德格尔曾将之改为「存有的开显」(Lichtung des Seins)34。
所以对他而言，这与关于文本的真实表述无关，与其相关的，是文本的真理，此真理揭示的只
是：它阐明当下的处境。因为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对当下之理解只是依据于我们对传统的理解，
而我们只有将传统应用于当下才能理解此传统此外，如同在青年海德格尔，自我理解及文本理解
是不可彼此分开的。但是，众多的方法学家并不满意这种哲学，他们反而再次连系上较早的诠释
学。对启蒙诠释学的较新兴趣，相当明显地同样立足于一种对海德格尔学派35的不满之上。
如今也许可说：在一个多元世界甚至可能存在更多的诠释学，人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因为存在着
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但是人们对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尚有争议，所以才存在着那两个诠释学派
别。或者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两者都可能是正确的，不同之处乃是他们强调某一事物的不
同侧面而已。因此，必须了解无法协调一致的双方立场之表述：加达默尔从未否认，较早期的诠
释学及其客观性要求是成问题的，且在狄尔泰处，诠释学陷入了困境之中；而 H.阿伯特则同样明
显地认为他在此处与 K.-O.阿佩尔36相一致海德格尔诠释学败坏了解释的进程37。除此之外，人
们可以在 L.盖尔德赛策对哲学史著作所做的区分与论证之两种诠释形式中，再度发现那两种诠释
学：一种是「求真的」(zetetisch) 诠释，它只以真实的诠释为目的，另一种则是「独断的」
(dogmatisch) 诠释，它并不针对真实，而是要求富有成效的应用38。第一种符合方法论诠释学，
第二种符合哲学诠释学。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个区分是合理的，但哲学诠释学家加达默尔恐怕不会
同意这种划分，因为真理并不承认独断论解释。如果丰富多样的解释伤害了我们的科学良知，事
实上便预示着人们在某东西中程度上的不安感。
因此，在二十世纪一项抉择被提出来了：或者接受一种历史主义，它虽不能提供正确解释，却为
解释引介了一种以自身历史性处境为导向的理解；或者承认一种历史主义，它允诺一个（近乎）
正确解释的广阔空间，却知道不去谈论被解释对象的真理。第一种诠释学鼓励我们去信任传统，
第二种则鼓励我们信任方法论的、批判的理解力！在这样的抉择中，精神科学的典型张力显示
出：提高了精神科学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将失去其赖以引导的力量 (Orientierungskraft)，反
之亦然！
2.
如果不采取那种只存在一种 (可惜地或幸运地是历史的) 诠释学的流行见解，就会有所收
获，因为简化只会造成不清晰及凸显不必要的争执。也许人们该停留在先前关于阐释的尝试中。
然而那种诠释的争论很自然地也触发到对立场的表态上，在表态中，众多的精神科学家可能也已
选定了一项或另一项答案。也许对正确解释之可能性之质问尚未过时。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最终也
依赖于此质问。依据较新的趋势，例如 U.艾柯便不得不认为：应详尽地反驳这样一种把文本同化
为野餐的理解立场，在此野餐中，作者只贡献了碗 (文字)，读者则贡献了菜单 (意义 Sinn)
39。建构主义与解建构主义两者远比海德格尔及加达默尔更怀疑客观正确的解释。这是眼下出现
的一个新的紧要问题。因此接下来我将以某些论点，也包括我自己的观点，来进入那场历史主义
的讨论中。
首先，对加达默尔的诠释学及其对理解之历史性的讨论已如此之多，再去反对他们的见解似
乎没什么意义。因为，事实上，每一种接受史 (Rezeptionsgeschichte) 告诉我们：所有阶段的
较早文本均重新地或以另一种方式地被诠释。谁能否认新的兴趣及新形成的质问与问题均一直改
写及再解释着逝去的历史呢？所有的历史知识及每个解释，都明显地依赖于推动它们的〔立
场〕，此〔立场〕则依赖于其历史处境。为什么在此情况下应该坚持这个对客观性的幻想呢？接
受理解之变迁为典型的精神科学特征，以及视历史的立场制约性 (Standortgebundenheit) 为理
解的条件，岂不是更有意义？到底超历史物，即被历史之河及历史条件所消解的认识主体在哪
里？应该到哪里去找那个被一个客观而正确的历史现象之知识所信任的东西？去获得有用的及具
有引导性的知识来代替一种只是客观的、正确的﹑死的知识，不正是种需求？
当我们切近些察看海德格尔学派的历史性的哲学，则我们怀疑，是否它真的放弃了所有「客观
的」历史知识及所有恒常之物。相同现象一直被不同地解释，基于这样一种无可否认的共识，形
成了我们对理解的历史性的见解。如果现存的解释及其不同见解对我们完全不起作用的话，那么
它们就会被我们的处境完全过滤掉或渲染，我们几乎不能确定，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事实上，
作为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主义也形成过一种历史与解释递变的历史意识，R.柯赛雷克便曾援用过
一幅阿尔特多弗尔(Altdorfer) 绘画「亚历山大屠场」(Alexanderschlacht) 做为例子40。这样
的历史主义也强调对过去之持续且必然的再解释。在我们的「历史性」中，我们只有依据近乎正
确的历史认识来拥有一种真实的洞见，对每一段接受史而言，我们也预设了此认识的可能性。如
海德格尔所认为41，人们对其历史性的经验也许并不需要历史学，所以人们之基本的历史性之理
论首先出自于作为客观主义的历史主义，如同人们在约克 (Yorck)及狄尔泰的历史性概念的教诲
中所能解读出42。
当加达默尔指责狄尔泰卷入了历史主义之困境时，他认为：生命的活动与客观理解之目的在狄尔
泰那里已陷入了矛盾。海德格尔是透过把狄尔泰思想极端化而克服此一难题的，即：把客观的、
历史的知识之目的摆在一旁，而执守此在之活动性(Bewegtheit)。问题是：他难道没有由此而陷
入另一个新的困境？马克斯?谢勒 (Max Scheler) 早在一九二六年便认为，历史主义经由极端化
已导致其自身的扬弃；因为当它怀疑客观的、历史的事实状态之知识的可能性时，它自己的条件
亦被怀疑，并且已将它的相对主义自身相对化了。谢勒总结说：由此，而再次开通了朝向形上学
之路43。虽说海德格尔想要克服形上学，但在谢勒看来，他的历史主义之极端化无论如何在一种
新的存有论「基础存有论」中已结束了。难道这不意味着历史性的理论自身就是非历史性的？所
有的事物均服从于历史之河，但是对此河流及其根源的见解，却呈现为恒常的基础存有论的真
理。因为此存有论要求全然自显 (Evidenz)，在我们面前就有了一种真的困境44，然而狄尔泰只
认为，尽管生命是流动着的，但精神科学寻求的仍是一种真正的理解45。加达默尔并未反对海德
格尔的存有论，而是批注它：
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第二层次之历史主义，它并非只是在绝对的真理诉求之对立面提出所有认
识的历史相对性，而是思考认识之根据，即认识主体之历史性，从而能够不再把历史的相对性视
为真理的限制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