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民族的思想、信仰、生存、地位等受到威胁时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纵观东方落后民族的近代历史，危机意识的唤起，往往是民族自卫自强，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我族中心、愚昧虚骄、夜郎自大则是步入近代化的无形敌人。
如前所述，在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在东亚长期居于领先地位，遂使封建士大夫累世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大物博，国力强盛，无与伦比。在这种华夷观念为基础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统治下，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产生危机意识，即使萌生一点忧虑感，也被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或剿杀。
早在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侵略势力已在亚洲各地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明人张燮在其《东西洋考》中叙述“佛郎机”人初来，“贡舟”一达广州，便施放“铳声如雷”的礼炮，接着“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对于这些不知礼仪、兵械精良的西洋狄夷，封建统治者虽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感，但并未上升到危机意识的高度，因为在其主观意识里，中国是拥有赫赫天威的上国，西方这群“外化生番”不足深惧。
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入居澳门，从此，这里便成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据点。其对中国的威胁自不待言。但明政府却认为：澳夷“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6]清政府也认为：“澳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7]。明清封建统治者，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夷狄，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英国加紧了侵华步伐，唤起了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其中，何大庚、钟进、包士臣等人都已认识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8]，敲响了“夷患”的警钟。但这种危机感仅产生于少数人中间，非但没有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心理意识，反而被浓厚的华夷观念所化解。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在嘉庆二十一年的一段对话，便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嘉庆问：“英国是否富强？”孙道：“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于富，富则由于中国。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转卖于附近西洋小国，故富，因而能强。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9]本来已经知道人家的强大，但又非把人家强大的原因归于自己，在这种华尊夷卑的虚骄心态下，危机意识只能处于冥冥中而不能萌发。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后，一些正统封建士大夫曾义愤填膺，对议和条约攻击尤力。他们惊呼：鸦片之役使大清帝国“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10]从表面上看，这些慷慨激越的言辞似不乏忧患之意，但仔细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些“忧患”之语多偏重国威、国脉等天朝面子方面，并未深明西势东进的整个国际形势，中国朝野人士并没有从华夷观念的梦魇中真正摆脱出来，
没有危机意识就不会有奋起拼搏之行动。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和剿杀了危机意识，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实现近代化的机遇，致使中国的近代化迟迟不能起步。
四 华夷观念压抑了中国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自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以往孤立分散的世界逐渐联为一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攻破一个个封建的国门，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疯狂的商品倾销。此时，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发展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差距，而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时代差距”。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前，东方民族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断然摒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实现近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既进行兵战，又进行商战。
但在华夷观念体系中，对外贸易是无足轻重的。外贸的目的不是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而仅仅是为了抚恤外人，怀柔夷狄，满足一种毫无实在价值的虚荣心。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上自皇帝，下至臣民，普遍都否认中国对外通商的必要性。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出于“天朝自大”心理，认为中国之所以允许与外国互市，并不是互通有无，而完全是出于“天朝”对“远夷”的恩赐。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锦为西洋各国必要之物，是以恩加体恤”[11]。至于中外贸易中海关所征商税六七十万两，则“实属无关毫末”。第二，出于对夷狄的鄙视心理，笼统地视洋货为奇技淫巧，主张力禁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管同在《禁用洋货议》中说：“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是洋人作奇技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夫欲谋人之国，必先取无用之物，以匮其有用之财。”[12]鸦片战争时期，顺天府尹曾望颜在著名的封关闭海奏折中极力主张限制出口，他说：“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的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其命。”[13]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尚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观念。而对外贸易观念淡薄或空缺，恰是中国近代化延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华夷观念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以上三个方面，但仅以上三个方面就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滞阻效应。结果，直到19世纪60年代，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以曾、左、李、张为代表的洋务派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天下已非“华夷隔绝之天下”，而是“华夷联属之天下”，从而缓缓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但从地理大发现到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已经丧失了近300年的宝贵时光，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
[2][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51、52页。
[4] 卢志良《中国地图史》，第176—177页。
[5] 包遵彭《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一册，第229页。
[6] 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75页。
[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第141页。
[8] 魏源《海国图志》，第21页。
[9] 《孙玉庭自订年谱》，第54页。
[10]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二册，第23页。
[11]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2，第8页。
[12]管同《因寄轩文集》卷2，第7页。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9册，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