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前呼后拥，牵牵相结，天然而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从此，欧美资本主义摧枯拉朽，高歌猛进，开始了近代化的伟大行程。而在同一时期，古老的中国却像一位离群索居、特立独行的巨人，孤踞世界的东方。它对欧美发生的伟大变迁，或不闻不问，或嗤之以鼻，仍然在小生产的磨盘上旋转，在封建的庄园里昏睡，按照传统的节奏，缓慢而迟滞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步，结果失去了实现近代化的一次次良好的机遇。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也没有使它幡然醒悟。直到经过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它才犹犹豫豫地迈出了近代化的脚步，但这时挑战已经远远大于机遇了。

 这样，历史便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数百年间，中国为什么对西方的变迁不闻不问，茫然无知？中国为什么对传统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中国近代化的脚步为什么启动艰难、踯躅蹒跚？……毫无疑问，原因是多重多种、错综复杂的，但华夷观念在其中所产生的滞阻效应却不可低估。

 

一、华夷观念的产生与畸变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在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华夷”或“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夷夏”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所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1]并以此为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华夷观念与整个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对外指导思想。其具体原则是：

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

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因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华夷观念及其具体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地理大发现后，当葡萄牙等西方商人在16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时，华夷观念非但没有相应转变，而且还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具体表现是：明清两朝的朝野人士都认为，这些初次踏上天朝土地的“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并把传统的对付草原民族的观念和原则完全用于新的“海上来客”身上。这种畸变主要来自两股力量的推动。

一方面，明清两朝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中最讲究华夷之辨的王朝。这是因为，明政权是驱逐“元虏”，恢复“中华”的产物。而清朝以“东夷”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顺”，在对内统治中非常忌讳自己的夷狄身份，所以在对外关系中便大力提倡华夷之辨，企图借此把汉族视满族为夷狄的看法转移到西洋民族身上，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样，对华夷观念的畸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早期西洋商人为牟取暴利，卑躬屈膝，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16、17世纪西方势力初来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它们不是工业革命势力的代表，面对明清王朝强盛的国势，尚无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遂一变而为衷诉恳请，使中国政府甘受束缚而不觉，以渐达其目的。1544年以后，凡来中国通商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等，惟孜孜于利，不顾国家之耻辱，为欲得贸易权，故对于中国一切惟命是听。……直言之，当时之欧人，在皇帝权威下而已。1637年，英吉利贸易远征队长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对于广东官吏，曾执跪拜礼”[2]此外，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之公使也都多次行“三拜九叩”之礼。由于“此等使节，既经弃其国威，而中国人之傲慢心，因之益形增长。……以故，中国人之视欧洲人，以为昏射利而忘义者”[3]，更加鄙视为夷狄。

华夷观念产生时，因为华夏文化在东方乃至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还不大。但在华夷观念畸变之时，正是世界发生巨变，且东西文化相激相荡之际，所以它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则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华夷观念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所形成的文化壁垒将中国封建的君臣吏民统统笼罩在黑屋子之中，闭目塞听，卧枕酣睡，不思进取，空作天朝上国、举世无双的美梦，最后终于酿成了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

 

二  华夷观念障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

 

 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其狭隘。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天朝上国自诩，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以自我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为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朝鲜、越南、尼泊尔等朝贡之国；一个是更为荒远难稽、偏处化外的夷狄。可见，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认识的范围，“大约东至日本、菲律宾，西抵南欧洲和北非东岸，南到印度尼西亚，此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现”[4]这种浅陋的地理知识，强化了“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虚幻的“中国中心论”及夜郎自大的心理，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封闭了中国往日接纳外来文化的宽广胸怀。

 16世纪中叶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耶稣会士的东来，“五大洲”、“地圆说”等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1584年，著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西方地图，参照来华沿途所见山川大势，绘成世界地图，名曰《山海舆地图》。此后，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外纪》等书也不乏真知灼见。这些输自异域的新作，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而且向中国人介绍了与华夷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图景。面对这一全新的世界观，保守和开明的士大夫同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此表示欢迎。李之藻在《职方外纪》的序言中，对西方之大由衷地赞叹，并初步了解到中国在世界中的实际地位，从而开始了由华夷世界观向近代实证世界观的转变。但更多的士大夫则从“天朝中心论”出发，对新的世界观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明代士大夫魏浚利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光洋渺茫，直欺人以目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5]。在民间，当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万国全图》时，因将中国置于“稍偏”的位置上，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迫使他把中国重新置于中心的位置，众怒方才平息。

 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世界知识只是被少数开明知识分子所接受，而绝大多数士大夫又采取了怀疑、排斥的态度，因此，当李之藻、徐光启等一代输入西学的大师辞世后，世界知识很快就被人忘记。结果，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对世界知识仍处于模糊混沌的状态中，道光皇帝竟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就是林则徐初到广州时，也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近代化的历史，往往是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为先导的。而在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中国近代化的车轮自然难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