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汉朝统治者为知识分子划了一个大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进入这个圈圈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限制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力。汉代统治者使用“察举”和“征辟”并辅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设置五花八门。由于察举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并且举荐的条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制度就给了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机会，知识分子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荐。而被举荐的人则：“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审举》）。至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按品授官，更是有失公平，这就堵塞了底层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门路，以致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三）科举考试
隋唐统治者开科取士的后果之一是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后果之二是学术的功利化。使知识分子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荣身之路，这一政策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拍即合。从此国家机器不仅为知识分子指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出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尽被阉割矣！
从“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见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唐太宗李世民洋洋得意的姿态。唐代科举可自由报名，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不仅使得选拔的范围扩大，而且较以前的察举较为公平。唐代考试的科目，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据《新唐书》卷44《选举上》，常科考试的过程为：“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蓍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部试之”。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9]。通过了考试，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所以“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干人，少犹不减干人。”（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见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
功利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敌人，现代科学诸学科均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学术是排斥功利的。亚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10]古希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德谟克利特因为花园的美景透过眼睛干扰了自己的思想，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亚里士多德避居海峡，因闹不清海峡水流变化的原因，竟然纵身跳进海峡。泰勒斯一心思考“天体”，走在路上跌入坑里，受到妙龄婢女的嘲弄。一个青年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原本》，问学了几何后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对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冒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火刑的威胁从事科学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审视之。隋唐科举考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引导了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也应该看到，唐宋间朝廷科举制度科目繁多，考试的范围也较宽泛，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余地也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11]。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要考试《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试《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11]。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杂文。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径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上是诗赋、经义并重，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来，中国文化以诗词文章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八股取士
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12]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阉割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专制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13]
四、思想阉割的危害
要之，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统治营造了单一思想体系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才选拔制度，而且最大可能地把知识分子纳入这一制度之内，从历史来看，很少有人能超脱于体制之外。
对于阉割了肉体的人，他的出路在于进宫当宦官，而阉割了思想的人他的出路也在于进宫，去当臣子，前者为皇帝服侍内宫，后者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并阉割其他的人。正如被阉割肉体的人不会产生性欲的冲动，被阉割了思想的人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呢？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萎缩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12]。长期的思想阉割使得明清以降中国人思想封闭，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思想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波普尔说：“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 。[14]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大清王朝的最后百余年里，中国社会迅速走向腐朽，而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则说明一个专制而封闭的帝国，已经拒绝了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则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迅速地赶超了东方的中央帝国。
近年来，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文章颇多，对问题本身也有许多争议，本文不再赘述。有人把这一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从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出现长期的迟滞。并由于科学技术的迟滞，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5]。本文从一个方面阐述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并试图较深入地揭示其发生的机制和发展过程。
但是思想阉割的阴影并非只笼罩在科学的头上，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阉割，其危害是最终导致了民族的愚昧和文明的相对停滞。这种愚昧和停滞对于“言必称三代”、“祖宗之法不可变”，梦想“传之万代”的统治者是有利的，但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这个被阉割的帝国已经不堪一击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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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德馨.甲骨文中所见殷代五刑[J].考古，1961，（2）.
[3]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99.
[4]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M].西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5]田家英.奴才见解[N].解放日报，1941-12-8.
[6]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
[7]虚待斋主人.中国的学阀制度与学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