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研究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宦官制度、思想禁锢三者的关系，引申出了“思想阉割”的概念，并概述了由秦汉至明清专制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阉割的过程，指出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萎缩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文明的停滞而相对衰落。

关键词：宦官制度；思想阉割；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八股文；李约瑟难题 　

　一、宦官的产生及原因分析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阉人事件发生在商朝，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其义与“阉”字相通。如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00525片：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黹死。此片为第一期作品，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阉人。[1][2]此时王宫中是否使用阉人，尚不可知。但是到了西周时期，阉人服务于内宫已经有史可考，《周礼》卷九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当时的内宫阉人还被称为寺人、阍人、内竖等等。《策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司宫、巷伯、太子内师、大阍、内竖之名，见于载籍”。由此还可见，宦官制度一开始即与专制王权——“王制”密不可分。但是，当时宦官人数不多，“宦者不过数十人，内小臣四人，寺人五人，阍人每门四人而已，不若后世之多” （《古今图书集成》卷121），而且宦官机构的设置尚不系统规范[3]。
　　到了秦汉时期，宦官人数急剧增加，机构的设置也渐趋系统化和正规化。仅从宦官人数来看，秦灭六国，把大量“诸侯美女”掳至咸阳，宦官人数也随之骤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发动政变，发兵攻入“望夷宫”，宫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一个宫殿之内的死亡宦官就达数十人，由此可想见秦皇宫中宦官人数之多。又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东汉末年袁绍诛杀宦官集团时，“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由此亦可见汉代宦官人数。秦汉时期，宦官已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宦官”之名，也始于秦。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制度虽有不少变革改易，但是大多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没有脱离秦汉时代所奠定的基础[3]，直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两千余年的宦官制度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宦官制度并非中国特产，用阉人在宫内供驱使，古代世界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如古埃及、西亚细亚诸国，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波斯等，而且其活跃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国，但上述这些国家的宦官，均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4]。而中国的宦官制度则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并逐步得到加强，为什么？应该看到，宦官制度植根的土壤是君主专制和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中，君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加强，而一夫多妻制更是从来没有废除过。据《礼记》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史记》载秦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于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女，以充入之”。史记正义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其后历代统治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宫嫔妃宫女，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人。黄宗羲曾愤怒地斥责这些名为皇帝，实则独夫民贼的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正是中国肥沃的专制土壤，造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宦官制度。

二、思想阉割与肉体阉割的类比关系 

古代中国统治者使用因“去势”而丧失性能力的人为后宫服务，是因为后宫嫔妃为其一人所专有，而宦官则能保证不淫乱宫闱。专制之为害至于此！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践踏人权之罪恶，可见一斑。但是相对于后宫美女来说，“天下”则有更大的价值，拥有“天下”是统治者一切特权的基础，所以，统治者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对国家的控制上，并把它作为私有之物，世代相传。自夏启“家天下”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到了西周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人的私产。关于他们的目的，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说得很清楚了：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像不让宦官淫乱后宫一样，防备臣民犯上作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在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有万邦，商代有三千方国，到了殷纣时期随武王伐纣者也有八百诸侯，其后互相攻伐，相继湮灭。此时，各邦国统治者互相竞争，时刻有危机感，他既要贪婪地攫取别人的领土、财富、人口，又要防止别的邦国对自己这样做，主要的威胁在外部。因此，称王称霸的愿望使得各种新思潮和人才受到很大重视，以至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征士”、“养士”成为时尚，思想相当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等各种学派，他们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景象。然好景不长，秦灭六国，统一海内之后，随着外患的消除，“兔死狗烹”，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皇帝”的首要任务了。
　　为了达到自己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掌天下专制之大权的始皇帝最想让臣民丧失犯上作乱、取而代之的思想与能力。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让天下人丧失作乱的思想，是根本的釜底抽薪之法，那么，能不能像阉割宦官的生殖器那样，把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在秦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的同时，执行了严厉的焚书坑儒政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宦官制度自秦开始逐步加强，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以秦朝为始。焚书坑儒，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思想阉割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三、中国历史上关于思想阉割的重要政策

　　（一）焚书坑儒
　　李斯是一位很有见识的臣子，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时局和秦始皇心理的变化，他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但是现在的形势却与皇帝的意愿不一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建议。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至今学术界仍然有秦始皇是否“坑儒”的争论，实在无聊的很。秦始皇一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拉拢政策：“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目的很明显：其一兴太平，其二求奇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这些文学之士“越言乃三代之事”、“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为这些人太不识时务，李斯称他们为“愚儒”；求仙药之事则“徐市费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更为要命的是，这些人居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默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表面看来，淳于越博士分封之议引发了“焚书”，侯卢二生的逃亡导致了“坑儒”，但是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焚书”是秦始皇政策的转折点，“焚书”之后，“坑儒”仅仅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不止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地里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的（事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所以“坑儒”是秦始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并非少数人作奸犯科而偶然引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秦朝统治者几乎禁绝当时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二世而亡的命运。起来灭亡秦朝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基层官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5]。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办法并不好。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敢有挟书者族”，到了汉初惠帝四年则“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复苏。汉朝初年，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与民休息，黄老刑名之学占了上风，《汉书》儒林传：“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当时，诸家学派相互斗争，献媚争宠，热闹得很。汉武时期，经过卫绾、窦婴、田蚡、鲁申公、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地占据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且不论汉武时期儒家怎样和黄老学派斗争并胜出，从史实看，西汉初年每一代统治者治国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突出了一个“独”字。顾颉刚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6]。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汉朝统治者的意图是非常恰当的：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