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达·伽玛于1598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沟通了东西方关系，打破世界的孤立状态，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近代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也是从葡人东来开始的。中葡关系从一开始，除了贸易之外，还有文化交流方面。本文主要探讨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触。

一、文化与文化交流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英文为Culture。原意与「教养」、「修养」有关。一般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者特指某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概而言之，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使其持久地保持民族的和历史的传统。

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社会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来，他们便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每个民族社会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现象。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交流的地域愈来愈宽广，交往愈来愈密切，相互影响也愈来愈大。许多民族通过文化融合组成了多民族国家，而自身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本民族的特点和传统。这种现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是相同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汉代与罗马帝国的接触，唐代景教的传入中国，以及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西传，所有这些，便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事例。到了近代，由于葡萄牙人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导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中国近几百年间，曾经发生过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在这次高潮中，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来华耶稣会士起了主导作用。另他们大量撰写和译述著作，一方面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引进中国来，另方面又向西方介绍中国政治制度和儒家学说思想。这次文化交流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第二次文化交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即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在这次文化交流中起主要作用的乃是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大批出洋留学，自觉地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大力向西方传入中国文化。这两次高潮，尤其是第一次高潮的产生，是由于葡人的东来而开始，并以澳门为中心开展交流的。因此，关于早期中西文化如何发生接触的问题，今天仍很有探索和认识之价值。

二、葡萄牙人的东来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主动要求消除东西方之间隔离状态的是西方国家。而第一个沟通了东西方联系的则是葡萄牙。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诱发了一股寻找东方新航路的热潮。西方人普遍希望到东方来获得黄金，以解决欧洲金矿枯竭之困；并企图打破土耳其人的封锁，开辟同东方直接贸易的新渠道。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部，西面和南面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800多公里。这一优势的地理位置为其海外扩张提供了便利，同时它又具有那个时代堪称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从罗马和阿拉伯统治者那里学会了造兵船与海战的战术(1)，建立了一支强悍的海军。在长期同阿拉伯征服者和海盗的作战中，这支海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成为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实力基础。13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就已向海外进行贸易和探险活动，其商业日益兴盛，里斯本且已成为大西洋岸的重要海港。到了15世纪初，葡萄牙政府大力推动航海探险活动。恩里克王子毕生从事航海事业，创办航海学校，并担任校长43年之久。他亲自主持教授航海学、地理学和天文学，大力培养航海人才，并指挥海上探险活动，为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活动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由于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葡萄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局稳定，举国上下热衷航海，终于使其成为最早发现东方新航路的国家。

葡萄牙地处西欧之角，要到达遥远的东方，中间隔着一个非洲。因此，葡萄牙人航海的第一阶段，是探明非洲的情况。从1415年入侵摩洛哥的休达，到1488年迪亚士船队在好望角泊岸，葡人花了七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这段路程，为新航路的发现打下了基础。10年之后，伟大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玛率领舰队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东非莫桑比克的索法拉，随后又到了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从这里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港口卡利卡特。8月，从该处满载香料返航。1499年9月回到里斯本。东方新航路终于发现了，由于这一功绩，达·伽玛受封为海军上将和维迪格拉伯爵。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既是东西交通史上的创举，又是其后100年辉煌的霸权之开端。它于1510年在果阿建立东方殖民总部；1511年控制了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随后在班达群岛建立了香料贸易基地；在东南亚占领帝汶岛，并与泰国、缅甸和日本等国家进行贸易。一时之间，整个东方的海上贸易成了葡萄牙一家独霸的天下。

三、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触

中国是当时葡萄牙东来的主要目标。早在1474年，葡王就从意大利学者中得知中国是一个「富厚无匹」的国家，到中国去「可以致富」(2)，因为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于1508年1月13日，向舰队司令石圭伊拉发出指令，要求他调查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风俗人情、宗教信仰、出口商品等等情况(3)，为同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作准备。

1517年8月15日，葡人啡瑙·比利·达·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领的商业舰队出现于我国珠江口，占领屯门岛，拉开了中国同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葡人一方面同中国开展贸易，与此同时，它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一个代表，给中国带来了两份见面礼：天主教与佛郎机铳。

天主教是西方文化带给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据记载，葡人初到中国，人们便注意到「其人好读佛书」(4)。当然，这里所说的「佛书」指的是《圣经》，表明葡人船队中有传教士随行。此后葡人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屯门、浪白、上川、双屿港、月港和浯屿等岛屿私自居留，并进行传教活动。亦有一些人领洗入教，穿洋服改洋名，为葡人奔走效劳。这些教民就是屈大均所说的「奸民」：「所患者吾奸民为彼舌人通事，时或椎发环耳，侏离入群，为之向导，诱之以妇女妖谣，告之以官司重轻，示之以地形虚实，为我心腹祸患」(5)。葡人依靠这些「侏离入群」的教民充当耳目和走卒，把东南沿海一带地方，「凡我虚实，皆了然已久」(6)。1521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Pedro)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7)。1520年皮来资(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喜而留之」(8)，「时时学其语以为乐」(9)。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10)。又据葡人平托说，他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先后遇见30到40家信奉天主的教徒，有的家庭由中葡人通婚组成。如葡人卡尔伏(Vasco Calvo)娶中国女人为妻，生养了子女，他们向平托背诵了《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和《申而福经》。浪白澳曾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小教堂则有六、七座之多。葡人占居双屿港多年，岛上建教堂多座，教徒数以万计。据说，朱纨1549年铲平双屿港时，「有基督徒一万二千人被害，内有葡萄牙籍八百，俱在35艘小艇及42艘巨舰中焚毙」(11)。以上记载或有夸张之处，但它至少说明，中葡开始接触之初，天主教便已在中国进行了传教活动。

西方文化最早传入中国的另一项是西洋火炮，又称火铳。葡人到东方不久，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1510)，福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12)，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13)。而林见素则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