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芸生幸免于难。其后，他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但不必管《大公报》的业务，专心修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后奉毛主席的指示，与曹谷冰合写《1926-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亲自忏悔《大公报》的历史。文革中，《大公报》被彻底砸烂，这次王芸生在劫难逃。据王芝琛回忆，王芸生蹲"牛棚"时， 偶尔可以回家。但回家时仍念念不忘"早请示"、"晚汇报"，若不是家人劝阻"您目前还 是专政"对象的话，他还执意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一群家庭妇女跳"忠字舞"。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由王芸生编著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资料阅读。会见时，毛两次提到这本书，并突然对在场的周总理讲，应该让作者王芸生也参加接待活动。其时，王芸生正在北京车公座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突如其来的"特赦令"让他莫名其妙。不久，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次年，又以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随即被任命为中日友协副会长，并恢复一切代遇。此后，一直频繁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王芸生后来曾幽默地说："我这么一个一辈子干报纸的人，一下子成了'外交家'啦。"
王芸生的另两句名言则更令人难忘，一句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曾警告蒋介石说："一打黄河为界，再打长江为界，三打共产党统一中国。"另一句则是他的临终遗言："一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
四、"第三个还是御用"
无论如何，"大公"这张报纸已成为历史，而且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去。正动也罢，反动也罢，只能由后人去评说。此外，还有几位名人与大公的关系亦不能不提。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就是在上海《大公报》连载的，曾风靡一时。《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册由王芸生作序。
范长江同志被誉为"我国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殊不知，当时年仅24岁的范长江的西北征程就是大公报支持的，其特约通讯也是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从而才轰动全国。抗战 爆发后，范长江又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并发表了一系"红色"报道，再一次轰动全国。范长江在和大公报合作6年后，突然离开大公报，离开原因非常有趣，《百年沧桑》一书作了详细披露。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于1947年10月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翻译工作，次年香港刊复刊，派金庸前往，从此查先生才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用"武侠小说"震动海内外。金庸同"百堂剑主"陈凡和梁羽生三人都是从《大公报》起家，俗称"大公报三剑侠"。
另一个与大公报有忿怨的人，就是郭沫若。起初郭对大公报还是"兴赏倍加"，后由于张季鸾成了他的"情敌"后，再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郭沫若的夫人叫于立群，于立群的大姐叫于立忱，于立忱不仅美貌绝伦，而且才华横溢，张、郭二人纷纷为之倾倒。张为人儒雅大方、风流倜傥、文采出众，于立忱亦为之倾倒。郭老在其《洪波曲》中披露，张曾经多次给于写情书，"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情"。1937年，于从日本治病回国后，自缢身亡，个中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一次，张季鸾和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半开玩笑地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语意双关，令郭"满脸通红"，非常窘迫。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委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陈诚约请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部长，被王拒绝。王的拒绝是一贯的，郭却误以为是"不愿在他手下工作"，从此埋下了郭王二人的忿怨。
1945年，毛泽东的早年诗作《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晚报》发表，王芸生撰写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作为评论。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 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定高踞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这正应了于右任先生的一句名言"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民生数十年。"对此，郭沫若的反响非常激烈，严厉斥责王的文章有"政治任务"，是《摩登的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尤其是将王文结尾："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一段，理解为"……多么响亮呀!然而这儿所响亮着的正是铿锵的戡乱之声!"无论是郭还是王，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抗战的胜败，更不可能预见到我党的上台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足见郭对领袖的热爱绝不是始于建国后。这场笔墨官司后，郭"发誓不读《大公报》"。
《大公报》驻英记者萧乾回国后，对国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当时，毛主席有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对文化界作了分类排队，撰写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 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只有外国的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着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读了这段文字，邵燕祥先生说："看了此文，就知道大批判并不自'文革'始，也不自'反右派'始。"
五、群星陨落
除了上述名人以外，《大公报》的"顶尖级"记者不下十多位。在女记者中，论成就，杨刚不算最突出，但由于她是地下党员，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荣升得非常快。先后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后又主持上海大公报。杨刚是有名的"刚烈之徒"，带着一团革命火焰投身事业，"有男人而不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丈夫与她离异后牺牲于日机轰炸，幼小的独生女儿被送往延安，自己长期过着寡居的生活。据杨刚自己承认："我所要做的就是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杨刚继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职务后，一洗萧乾的"绅士风度"，让副刊"环上甲胃，披上战袍"，连续发表延安作家的作品。据王芝琛回忆，一次他将当时的副刊给一位朋友看，该朋友竟误以为是延安的机关报呢。在杨刚执掌上海大公报期间，曾无数次咬牙跺脚地向王芸生表示，发誓要把其改造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多年后，王芸生回忆说，"当年杨刚何须于这么大的力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改造完大公报后，杨刚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杨刚已由一名记者跨入政治家的行列，并仍独身一人，不分昼夜忘我地工作。1955年秋，她在一次车祸后造成脑震荡，后又偶然丢失一个重要的笔记本，神情"紧张"。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反右社论《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了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 吧》，挥戈上阵。可是，在10月7日，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再一次留下一个谜团。自杀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
在《大公报》的"左派"记者中，首推杨刚和范长江。在延安，范长江与毛主席彻夜长谈， 使他彻底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建国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要职，文革中他受冲击，于1970年12月23日在河南确山干校自杀身亡。、
《大公报》还有范长江的一位密友孟秋江。孟与范同时离开《大公报》，并于1941年入党。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长。文革爆发，孟被迅速召回北京，不到一个月后自杀身亡。
《大公报》还有一位骨干叫刘克林，亦系地下党，但文采斐然。抗美援朝时是主笔，建国后在中宣部工作，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当时广播中那铿镪有力的言论，大多出于刘克林之手。正当他平步青云之际，"文革"爆发，他也突然神秘坠楼自杀。
《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地下党员彭子冈，文革中也被打成"右派"；《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曾参加过日本受降仪式，其著名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还被列为大学新闻教材。1946年，朱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1950年 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文革时也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主任 、北大新闻教授，人大新闻系主任、教授，文革时亦未幸免于难，自缢身亡……
综上所述，辉煌一时的《大公报》早已衰败，只有香港《大公报》硕果仅存。其同仁，无论左中右派，无论地下党员或普通群众，而今差不多百花凋零、众星陨落，宛如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
值此大公报百年诞辰之际(不能称为"冥诞")，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