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不原则"
据新出版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介绍，《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 ，迄今将近100年，其创始人为当今闻人英若诚先生的父亲英敛之先生。所谓"大公"，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在24年的惨淡经营之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手。他们将"大公"的涵义更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张季鸾对此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正是这"四不原则"，是上个世纪初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舆论理想，既铸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也导致了《大公报》的尴尬。
二、"大骂小帮忙"
吴鼎昌执掌《大公报》时期，除了以"四不原则"为社训外，还宣布《大公报》以文章报国 ，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但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代民众讲话。抗战期间，《大公报》辗展于津、沪、汉、桂、渝、港，六易其馆，颠沛流离，历尽艰危，坚持不在日本人统治下出版一天。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仍要送检。《大公报》拒绝送检，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不投降论》的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 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正因如此气节，1941年，美国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其最优异贡献奖授予《大公报》，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落香港，情况危急。王芸生出面，陈布雷答应让胡乘机抵渝。王芸生去机场接人，直到最后一班飞机也未见胡的踪影，只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洋装戴墨镜的孔二小姐接去。王芸生愤怒已极，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社评，曝光了"飞机洋狗事件"，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利用公款购置私宅的丑行。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影响，蒋介石当即撤掉了郭泰祺的职务。但这仍未能平民愤，在遵义的浙大和昆明联大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甚至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此后，《大公报》还针对河南旱灾饿死几百万人的景象，连续发表了《豫灾实录》的长篇通讯及《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说："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谨死亡的地狱……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豪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文章发表的当晚，国民党军委停刊三日的命令就送来了，结果销路大涨。1944年底，王芸生还发表过《最近的战局观》的时评，要求蒋介石亲自督战；针对国民党政治黑暗、仕途污浊、官场腐败，以至妨碍抗战的事实，王芸生还发表 了《为国家求饶》的社评，猛烈抨击官僚和国难商人，强烈要求罢免孔祥熙和何应钦，三呼 "请你们饶了国家吧!"当然，抗检和被停刊的事也多次发生，有力的驳斥了个别人污蔑《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的谬论。在一党独裁的天下，一份微弱的民间报纸能到 此已创造了奇迹，一点不妥协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甚至认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大骂小帮忙"。
据《百年沧桑》一书介绍，《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忙只有两次：一次是"飞机洋狗事件"后，在阵布雷的再三请求下，王芸生发表了《青年与政治》的社论，劝学生不要闹事。另一次则是，在抗战的最艰难阶段的1943年春，《大公报》发起了著名的"爱悔恨"运动。《大公报》认为，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渡众生由于悔。在题为《我们还需要加点劲!》的社评中，《大公报》呼吁："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过失!"这是一场狂飙运动，一洗人们胸中的萎靡和麻木，仿佛一把火种，"使人们的心灵深处冒起浓烟"。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大为不满，吴稚晖出面讲话："《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的理论，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当即命令停止"爱恨悔"的宣传。
《大公报》最得意的宣传是，重庆大轰炸后期，国民党束手无策，张季鸾希望报纸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指使王芸生发表社评，"当敌机空袭我们时，《我们在割稻子》"。这一象征性用语，正如唐振常先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
三、"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大凡政治人物，对于舆论，虽刻意要求一致，但不等于他不重视舆论，甚至说重视过了头。蒋介石一再企图拉拢《大公报》，阴谋未能得逞，就千方百计加以钳制。《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使他如芒刺在背，几次伺机除之，但碍于日寇当前和社会的力量未能成功。无论如何，读《大公报》却是他的必修课，据说，蒋的办公室、餐厅和卧室各放一份《大公报》。而毛泽东对《大公报》的重视就更不必说了。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抵延安，毛不仅隆重宴请大公报记者，还发表了重要讲话，盛赞"只有大公报不称共产党为'匪'"。张季鸾死于重庆的防空洞，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都发来了唁电和褒扬令，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也都发来了唁电，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评价之高和悼念活动的隆重都创了"记录"，甚至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都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
真正将《大公报》导入辉煌历程的报人，除了张季鸾，就是王芸生。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生活清贪、孜孜以求，用高尚的人格和过硬的业务水平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榜样。据其子王芝琛先生回忆：1938年，国民政府聘请王先生担任"军委会参议"。由于他有过多次拒绝当官的"前科"，送来聘书的同时，陈布雷还亲自打了电话："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竟送来了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将聘书和钱如数退还。陈诚将军当面对他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先生解释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
另两则故事，更能体现王芸生的个性：
其一，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宣部每周都要举行例行招待会。正当长沙弃守时，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由一位陆军少校主持，他对战局推测守口如瓶，答记者问，总是说："军事秘密!"当时局势严重，记者更纳闷，鼓噪唏嘘，由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解围，风波始平。突然，坐在前排的王芸生站了起来："这是什么话?成什么体统?抗什么战?究竟机什么密呀?简直气死人。不听招待会了，走，大家都走，各位同仁跟我走。"会场气氛紧张，不欢而散，有人小声说："王先生发脾气了，好家伙，除了他谁敢?有种有种!"
其二，早在1940年夏，四川粮价暴涨，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呼吁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第二年，针对国民党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主张"收缩钞券"、"收缩信用"、"收缩事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坐不住了，一天，他专门邀请王芸生喝茶，并有六位部长陪同。入座之后，孔发言，就大公报的社论引用数字不确，表示抗议。场内气氛紧张，王芸生气定神闲，当即表示，若报上某点有差错，孔副院长或有关部门可致函大公报辩论或要求"更正"。
建国前夕，天津《大公报》被改组为《进步日报》，虽号称"解放区第一家民间报纸"，却有了党支部，并于6月17日发表了《新生宣言》；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1951年12月12日，重庆大公报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重庆日报》；1953年初，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并宣布为公私合营；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报道的"党报"；1966年，红卫兵查封《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