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改革，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在改革中得以前进、得以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

这种改革在中国封建时代常被称为“变法”、“新政”。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晚清时期这样频繁地进行“新政”、“变法”。短短70年间，全国规模的新政、变法就进行了三次：19世纪60年代后的洋务新政、19世纪末的戊戌新政、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每两次新政相隔的时间不到5年，可谓是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确实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社会危象一再显现。传统的社会制度在危机面前破绽百出，捉襟见肘，陷入难以应付的窘境；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才是出路。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变法”、“新政”有如晚清的“变法”、“新政”这样规模宏大，所要改革的不只是某一项制度，或一个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各个领域，更新多项制度，且深及数千年传统，而且三次新政环环相扣，层级递进。

一

洋务新政是晚清时期的第一次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运动的背景，是许多官僚士大夫所认识到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大变局”。时代变了，统治手段也必须有所变。所谓变，亦即以传统为对象的改革，但任何改革又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如同历史上任何改革一样，洋务新政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这里所说的传统，主要是传统的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所谓政治资源，是指这次改革运动是由封建官僚阶层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的。一次面向近代的改革却让封建官僚派别来主持进行，这实在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时代和社会无奈的选择。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中国人尽快摘取近代文明果实；西方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以渐进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可能，从而使中国社会呈现出现代化的需要与条件（包括物质的、人才的、观念的条件）严重脱节现象；西方文明的输入又向中国提供了一条从“旁门斜道”跃入现代化轨道的途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只能由当时的政治精英——洋务派们领导这次改革运动。所谓文化资源，主要是指这一次改革运动的思想基础仍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穷变通久”理论——“经世致用”理论使一些封建官僚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并引进西学，“穷变通久”则推动封建官僚们走出固步自封的圈子，加入时代潮流。尤其是传统的“本末”、“道器”、“体用”理论架构，为“中学”与“西学”的联姻架起了桥梁。

当然，洋务新政更多的是突破传统。

洋务新政的口号是“师夷智”、“求强”、“求富”。所谓“师夷智”，实际上是公开承认西方文化比华夏文化强，这是对“用夏变夷”理想的背离，是“天朝”观念体系的瓦解，是中国开步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起点；所谓“求强”，其实质是以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了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原则，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赞赏和追求战胜了“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立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尚礼义不尚权谋”①之类的梦吃；所谓“求富”，更是在事实上对“义利之辨”、“重本抑末”之类的封建主义伦理原则的否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肯定和向往。

洋务新政确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纲领。尽管这个纲领招来了后人的许多批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一纲领在承认了“中体”需要西学扶持的同时，让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输入的通道和立足之地。我们在批判“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妄图采用西学维护封建主义之“体”的同时，也要看到，当洋务派一手护“中体”、一手抓“西用”之时，实际上是让自己的肩膀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洋务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强兵”，其主要内容是以“强兵”为中心的近代国防、工业、交通、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建设。活动内容是围绕着目的转的，但这里活动内容的实效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的主观目的范围。洋务派建起的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唐胥铁路，组织翻译的《化学鉴原》这类“西书”，其最大的成果并不是生产出了坚船利炮，而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其最大的意义并不是产生了“强兵”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现代化这辆列车。

当然，站在后人总结历史经验的立场上，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批评洋务派“只袭皮毛”；但如果从当时中国“一统天下”的小农经济、儒家文化所营造的软环境看，从当时中国的时代条件看，就不能不承认，洋务派不可能具备日本明治时期维新志士那样的能力和魄力，他们的认识能力、行动能力和魄力，都只能及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皮毛”。穿透这层“皮毛”而触及资本主义文明本质的历史任务，只能期待于后来者。

二

人们一般都认为，戊戌新政是甲午战争及战后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产物，但这里只说对了事情的一半。这事情的另一半是，戊戌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洋务新政播下的现代文明种子的提前收获——洋务新政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培育出来的近代政治和伦理观念，所引进和传播的化学元素、生物细胞、天体演变、地质变迁及“以太”等科学知识和观念，所教育和培养的完全不同于旧式士人的一代青年学子，所诱导出的“兴西学”、“兴工商”以至“兴民权”说的社会氛围等等，正是戊戌新政得以开展的物质的、精神的基础。

但戊戌新政不只是承继了洋务新政的遗产，也不会简单地重复洋务新政，更多的是对洋务新政的超越。

戊戌新政的口号是“保国”。这个口号很大程度上是维新派为当时的变法运动统一战线制定的口号，它的内核是近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更为真实的“兴西学”、“兴民权”、“开民智”口号和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目的，更能代表这次新政的方向，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完全意义上的早期现代化运动。

戊戌新政已有较系统的近代思想理论作指导，即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这一理论在当时至少包含着三层意义：“变”的哲学思想，即社会必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作为推行新政的哲学依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即民族间生存竞争的“天演”理论，用以激发全民族通过变法以强国、救国；社会有机体论，即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生物机体，其“细胞”是国民，国民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从而为“兴民权”、“开民智”说提供理论依据。

戊戌新政的主导力量是维新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当时的新兴社会力量——资产阶级。而且就维新派成员本身来说，其知识结构、观念结构，尤其是政治理想都已背离传统，这就使维新派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官僚的洋务派，代表着新的社会方向。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在变法运动中只能采取“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②的方针，即依靠皇帝，团结士大夫进行变法。因此戊戌新政的主持者是光绪皇帝和一群拥护他的士大夫。这同样是戊戌新政区别于洋务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在欧风美雨的击打下，封建统治集团分化的裂缝已延伸至最上层。而且，光绪帝及其在士大夫中的拥护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前此洋务派变法的范围，基本上是按照维新派的设计进行变法。这就改变了洋务新政中那种完全由一些督抚进行的局部的、各自为政的、浅层次的变法的状态。

戊戌新政的内容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入，不仅已涉及洋务新政所没有的政治领域的改革——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改革官僚机构等，即使是延续洋务新政中的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更有广度和深度——经济领域不仅提出要发展工商实业，还设立了保护工商实业的农工商总局、铁路总局、各省商务局，颁布“振兴工艺”的章程；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兴办的已不只是培养洋务专才的专科学堂，而是面向国民教育（“开民智”）的大学堂、中小学堂，并且还向最顽固的科举制度开刀——宣布废八股改试策论。这种广泛、深入的变法活动，正反映了维新派所追求的是“全变”——系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而不是洋务派那种零敲碎打、补苴罅漏式的变法。

戊戌新政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动员。在戊戌新政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不仅光绪帝及帝党官员参与了变法，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官僚集团中的许多人、各个地方的爱国士绅，甚至慈禧太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变法，使变法运动拥有比较广大的群众队伍；戊戌新政的进度也是惊人的，在“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③的认识和“大变”、“速变”、“全变”思想的指导下，短短的百余天时间里，大到设制度局以议政，小到整修京师街道，艰难如废八股改试策论，激烈如罢免礼部六堂官等等，百余道变法诏令，牵涉到所有领域的改革措施几乎是一齐出台，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干快上”。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变法的群众基础的争取、与变法的速度和广度的追求竟成反比，社会动员与变法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却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年轻的维新派与同样年轻的光绪帝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失去了前者——当变法运动以加速度深入触及到官僚机构、科举制度、旗人生计等方面的变革时，原来的许多支持者疏离了变法运动，并且成为反对派，与顽固势力一起扼杀了戊戌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