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春秋时代的政治特点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提出了“古代民主制”、“贵族民主制”等诸种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又深感上述诸见似乎忽略了某些重要事实。我们认为春秋时代的政治特点是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加强，为此提出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
在探讨春秋时代君主专制主义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君主专制主义”。我们认为，它包含两层内容，一是指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君主个人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专断独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不仅被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即使在统治集团核心内部，也没有民主可言。二是指君主专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宣扬君权至上，君主是全国臣民的最高主宰，君命不得违背，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君主。
春秋时代，君主专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君主拥有五种权力， 即：最高政治决断权、最高军事统辖权、最高封任权、刑杀之权和指立君嗣权。
最高政治决断权是君主拥有的最主要的权力，君主凭藉这一权力对国事实行“独断”。这里说的“独断”并不意味着群臣慑于君主虎威而噤若寒蝉，一语不发，而是说臣下尽可以出谋献策，但是决断大权却独操君主之手。君主决断国事丝毫不受统治集团内部多数派意见或少数派意见左右，更不是表现为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由君主个人依据某种标准作最后裁决。《左传》鲁成公十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都主张迁往“郇、瑕之地”，只有韩厥主张迁于“新田之地”。晋景公权衡利弊，独取韩厥之见。鲁定公十三年，齐国联卫伐晋，诸大夫反对，只有邴意兹主张进兵。齐景公采纳了邴意兹的意见，决然进军。鲁宣公十五年，晋伐潞国，也是群臣意见不一致，最后听从君主裁决。
君主决断国事要不要所取臣下的意见，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意志，在这个问题上，君主是不受什么习惯传统和法律的约束。有的时候，君主出于某种考虑也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例如楚灵王要侮辱晋国来使，大夫薳启疆力谏不可。楚灵王觉得听从谏言对自己更有利，遂改变初衷（《左传》昭公五年）。但是更多的时候，君主却要强逞意志，一意孤行。如宋平公筑台， “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收之毕，公弗许”（《左传》襄公十七年）。宋楚泓之战，宋大司马固曾三次献策，宋襄公一概“弗从”，至使宋军溃败（《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召陵之会，卫灵公命祝佗相随，祝佗辞以“社稷不动，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卫灵公不容分辩，说：“行也！”意即“非去不可！”（《左传》）定公四年）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总之，君主驾驭的权力越大，君主的意志越要压倒一切，对国事恣意定夺。群臣可以进献方策，但无权染指裁决。
与最高政治决断权紧密相关的是最高军事统辖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君主亲自掌管国家最主要的兵力，即君主有直接统兵权。《国语·齐语》载；“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是知齐国建制三军，君主自统中军，有直接统兵权。《左传》鲁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欲夺取君位，曾积极编组私家军队，所谓“缮甲兵，具卒乘”。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便一举克之。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郑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直接控制在君主手中的。《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季武子将作三军。”杜注：“鲁本无中军，唯上下二军，皆属于公。有事，三卿更帅以征伐。季氏欲专其民人，故假立中军，因以改作。”这说明鲁国至少在襄公以前，国家主要军事力量是由君主亲自统领的。此外，鲁成公二年，楚国救齐而“王卒尽行”，“王卒”即楚国君主直接统领的军队。
其次，君主对全国军事力量，包括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有最高管辖权。例如晋国各军将佐直接听命于君，有领兵权，无调兵权。据《左传》载，鲁宣公十七年，晋郤克使齐，受齐顷公侮辱，回国后“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郤克官拜中军将，是晋国最高执政官，不但无权擅自调用国家军队，就连动用私家军队也要君主首肯。鲁成公二年鞌之战，晋景公发兵七百乘，郤克嫌少，“请八百乘，许之。”不只晋国君主有管辖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权力。其他诸侯国也是这样。例如《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使子玉去宋，……永玉使伯棼请战，……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官居令尹，掌楚国之政，也是只有领兵权，楚国军事力量最高管辖权亦为君主所有。
再次，君主拥有发动战争和战事指挥的最高权。君主一旦决定攻伐，或是派遣兵将，或是亲自征讨。春秋时代的一些著名战役，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泓之战等，都由君主亲临前线指挥。即使不是君主亲征，统兵将帅也要服从君主调遣，否则便会受到制裁。这类事例俯拾即是，无庸赘引。春秋时代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地战事颇繁，军事活动是政治生活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越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越要求君主集中权力，进行统一布署和统一指挥，因而连年征战必然使君主手中军权越来越大，促进君主个人威势增长。军事大权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必不可少的权力支柱，军权的增长促进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增长。
与最高政治决断权和最高军事统辖权相应的是最高封任权。君主有权依据亲亲原则，以臣的功劳或道德品行等标准，封任臣下官爵。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高级官职，如晋的三军将佐，楚之莫敖、令尹，鲁、宋、郑等国的执政，都是由君主封任的。《左传》鲁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鲂卒，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晋国君主通过“蒐以治兵”的方式任命三军将佐。《左传》鲁昭公五年：“楚子以屈伸为贰于吴，杀之，以屈生为莫敖”。楚国君主有权随意封任官爵。《左传》鲁僖公九年，宋襄公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鲁襄公七年，晋悼公以韩无忌“仁”，使之“掌公族大夫”。这些是君主根据臣的品行封任官爵的例证。
各种高级官职的人选一般在王族或大贵族中筛取，所任命者即便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但是仍然要受制于君主。臣下如若擅权矫命，君主只要力所能及，必临之以刀兵，所以当时有“专则速及”的说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然而，政治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春秋时代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卿大夫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自设朝政，下隶私属。在权力角逐中，君主非但不能制约臣，反而被臣放逐，甚至丢了性命。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臣下暂时制约君主并没有导致政治上出现民主局面，反而促使君主运用封任大权加强对臣的制约。君主或是通过裁封、撤封的方法防止卿大夫坐大成患，或是通过设立县、郡加强集权。君主利用封任权直接控制臣下荣辱升迁，强化臣对君的政治依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个人专制。封任权成为君主驾驭群臣和操纵整个臣僚系统的重要手段。
春秋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表现为君主执掌刑杀之权。君主有权对众民演施暴力自不待言，就是对于重臣显贵也有权随意杀戮。具体而言，首先是君主有权对臣下施以五刑，而且往往施及权贵。例如《左传》载，鲁成公十七年，齐灵公“刖鲍牵而逐高无咎”。鲍牵乃鲍叔之孙，鲍氏世为齐国卿士。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杀令尹子南；鲁昭公五年，楚灵王杀莫救屈申，等等。可见臣的官爵再高也难以抵御君之刀斧。不仅如此，君主还有权对臣下施以五刑之外的酷法。例如，有车裂之法：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轘观起于四竟。”杜注：“轘，车裂以徇”。有斫棺之法：《左传》鲁文公十八年载；“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去欠加右耳）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去欠加右耳）仆。”鲁宣公十五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这些恐怕是臣下被剖棺戮尸的最早记录。还有灭族之法：《左传》鲁宣公十三年，“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除此而外，君主对某些族大势强的卿大夫常施以放逐或诛杀之法。例如楚国若敖氏势大逼君，楚庄王就灭掉若敖氏（《左传》宣公四年）。晋国桓、庄之族势力强大，晋献公视之为心头之患，两年内便“尽杀群公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的君主甚至把消灭“大族”（或“公族”）作为即位后的首要措施。例如宋昭公刚刚即位，就要“去群公子”（《左传》文公七年）。宋文公弑兄夺位之后，“遂出武、穆之族”（《左传》文公十八年）。郑襄公立，也“将去穆氏”（《左传》宣公四年）。 随着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加强，君主行使刑杀之权愈加肆无忌惮，表现为对臣属滥施杀戮。蔡大夫公孙归生就说楚国的情况是“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要通过君主个人行为来体现。君主拥有刑杀大权，并且能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任意行使这一权力，就是这种体现的集中反映。
最后，春秋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表现为君主拥有指立君嗣权。春秋时代，除了楚国有“立少”之举外，立嗣一般遵行“立嫡以长”的习惯法。可是，偏偏有些君主不愿受习惯传统束缚，而废嫡立庶。例如，晋献公改立骊姬为夫人，就逼杀太子申生，指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莒纪公宠爱庶子季佗，就废黜太子仆改立季佗。齐灵公废黜太子光，指立公子牙，等等。促使君主立嗣、改嗣有多种原因，例如母后集团势力的影响等等，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君权的强大。权力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资本，春秋时代的君主随意指立君嗣，要求将生前享用的巨大权力施及后世，毋庸置疑是君主专制主义的表现。
综上所述，春秋时代的君主基于手中的五大权力，将国家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和最高行政权三权集于自身。君主是国家元首，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决断不得违抗。除君主而外，再没有其它拥有立法权的权力主体。君主又是国家最高司法官，他有权对其治下的臣民随意施以刑杀。至于行政权，不言而喻也是君主所有。君主通过隶属于个人的臣僚系统进行统治，所有臣属都要无条件执行君主的命令，在政治上只向君主一人负责。春秋时代，没有任何机构和法定的其他人物有权力制裁君主或限制君权，因而当时不存在什么民主制。
（二）
主张春秋时代是古代民主制的主要论据可以归纳为二点，即春秋时代存在着“朝议制”和“国人大会制”。先秦文献中多有君主“朝大夫”的记钱，这就是通常说的“朝议制”。我们认为，春秋时代君主“朝大夫”现象反映的是君主专制条件下君主治国议政方式，不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因为，“君主专制”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君主亲躬，也不是君主一人唱独角戏。“君主专制”也要依赖统治集团成员相辅佐，责成臣下提供治国方策，供君主抉择。而且，越是有作为的君主，越要罗致统治人才，为己所用，对于才能卓越者，有时还会倚作股肱，言听计从。“朝大夫”现象反映的正是君主向臣下征询治国方策的议政方式，不是政治制度。
春秋时代君主“朝大夫”的基本特征是：臣下有责任竭尽才智为君主效力，但是臣下进献治国方策对君主来说是咨询性的，不能对君权构成有效的制约。参与政事和进献方策是为臣的职责，不是臣的民主权力。君主“朝大夫”恰恰是君主发布决断的场合，“国之大事”必须由君主一言定乾坤。“朝大夫”对君主专制并没有丝毫的削弱。
除了君主“朝大夫”外，文献中还多处记载无君条件下的“朝大夫”现象，即所谓“无君的朝议”。这类“朝议”也不是民主制度。因为，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势力发展不平衡，在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出现了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即权臣执掌国政的现象。如鲁之三桓，晋之栾、范，齐之庆封、崔杼，郑之祭仲、子孔等。他们挟君擅政，废弃君命，甚至操纵君主度立，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长，结果使得传统的君臣统属关系暂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置。这就是“无君朝议”产生的前提。“无君朝议”的根本特征是由执政权臣把持最高政治决断权。例如《左传》记载，鲁宣公十八年，宣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意在趁机清除政敌东门襄仲。时值君权交替之际，季氏权势盛大，谁敢不依。司寇臧宣叔虽有不满，也不敢固执“异议”，只得说：“子欲去之，许（宣叔名）请去之”。再如鲁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集众而谋。当时鲁政仍在季氏，子服景伯和孟孙氏虽然反对，但最后还要服从季康子。可见，“无君朝议”表现为群臣服从执政权臣，后者暂时替代君主实行专断独行。因而，我们认为“无君朝议”是“有君朝议”的衍生形态，只有在君臣势力对比发生变化，出现暂时的君臣关系倒置时才会产生的特殊现象。“无君朝议”也不是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