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是发展中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有53个非洲独立国家的旗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上空飘扬，它在联合国中占有1/3 的选票，比任何地区都多，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均来自非洲。但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非洲政治局势也呈现了复杂多变的局面。我们应对非洲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战后的历史，更有助于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

　　非洲国家的独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局变化的一个伟大事件。二战结束时，非洲政治地图上只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3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其余占非洲总面积 92％的地区仍是英、法、比、葡、西等国家的殖民地。1951年利比亚的独立开始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到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和1994年新南非的诞生，标志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胜利和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的终结。短短几十年非洲大陆为何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与非洲所处的战后国际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其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开辟了更加现实的道路。二战期间，有数百万非洲人直接参与战争。他们不仅在非洲作战，而且还被派往欧洲和亚洲战场作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战争的经历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斗争的艺术。“在他们有机会拿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加以比较之后，他们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任何路线，只要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准备采取”①。他们成为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

　　其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整个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对非洲人民的斗争是极大的鼓舞。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亚洲地区的民族独立和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是极大的推动，并为非洲人民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三，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在战争中被削弱了。战时英、法为了拉拢利用非洲人民，曾许诺在战后给非洲殖民地以自治或独立。但是，战争结束后，老殖民主义者并没有履行诺言。由于它们失去在亚洲的殖民地，便把非洲作为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块基地，进一步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结果激起非洲人民更强烈的反抗，连那些曾对宗主国的议会和政府抱有幻想的民族主义者中的温和派，也纷纷加入到反抗行列。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燃遍整个非洲大陆。在这种形势下，宗主国单靠传统的炮舰政策已无法再维持其殖民统治，不得不采取具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即移交政权。

　　其四，在战后世界格局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和苏联都曾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在客观上有助于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战后苏联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从70年代开始，这种支持包含了与美国争夺非洲的因素。美国战后奉行全球战略，它在非洲没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②，但为了遏制苏联和制服老殖民主义者，便打着“反殖民主义”、“民族自决”的旗号，走进非洲，日益扩大美国的影响。例如，美国助理国务卿享利·A·拜娄德在1953年10月发表政策声明说，“老殖民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快实现“民族自决”③。这无疑对老殖民主义者是一种压力。战后美苏冷战对峙格局，使非洲国家可利用这种矛盾从双方获得支持和援助，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

　　其五，战后联合国对非洲问题的处理与战前国际联盟有很大区别，这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联合国对以前在国联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由于二战结束而脱离各敌国的附属领土实行国际托管制度，托管的目的是“按照每个领土的情况及人民的愿望，增进托管领土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进展，以使他们逐步走向自治或独立的发展”④。到1962年底，非洲的6个托管地先后获得独立，并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中还规定，拥有殖民地的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适当考虑各该领土人民的政治愿望和协助他们逐步发展他们的自由政治制度”，承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为至上的原则⑤。这对于殖民地独立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89票对0票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地宣布，立即和彻底废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制度，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或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殖民地的人民，使他们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⑥，从而大大加速了非洲非殖民化的进程。在获得民族独立的50个非洲国家中，至少有40个是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独立的。许多领导非洲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领袖(如恩克鲁玛、桑戈尔、塞古·杜尔、卢蒙巴、博瓦尼、卡翁达等）都是通过建立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政党，发动群众，组织非暴力性质的罢工、示威、抵制和不合作运动，迫使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逐步移交政权，承认殖民地的独立地位。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普遍都继承了原宗主国的政权模式。它们选举制宪会议，颁布宪法，成立议会，建立文官政府，实行共和政体。原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式的多党代议制，但总统权力扩大了，实际上变为总统内阁制；原法国殖民地独立后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政权；也有少数国家独立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如摩洛哥、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但这些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莱索托，宪法规定国王是名义上的君主，无实权，首相独揽大权；摩洛哥国王权力较大，既是国家元首、宗教领袖，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斯威士兰国王权力最大可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停止政党活动，实行君主专制政体。还有的国家独立初期为君主政体，后发生军事政变，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如埃及、利比亚和布隆迪等国。　　　　　　　　　　　　　　　　　　　

　　独立初期，许多非洲国家受宗主国影响普遍实行多党民主制，实际上是新殖民体制遗留下来的，它在非洲缺乏真正的基础，因而显得十分脆弱。不久，就受到非洲国家政治力量的抵制。它们通过各种方式用一党制取代多党制。有的在建国初期只有单一政党，或一党占绝对优势，尔后通过修改宪法，使该党成为国内唯一合法政党，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有的在独立后实行多党制时，存在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反对党，不久执政党兼并或取缔反对党，造成事实上的一党制，然后通过修改宪法，建立法律上的一党制国家，使执政党成为唯一合法政党。例如，肯尼亚在1963年12月独立初期实行多党制，1964年11月，最大的在野党“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并入执政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1969年9月政府不再允许在执政党外建立新的政党，从此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1982年6月，新宪法明确规定肯尼亚为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的一党制国
家。还有的国家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原政府，建立军政府，终止原多党宪法，解散原有的议会和政党，重新组建单一的执政党，然后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合法化，如贝宁、多哥、卢旺达、刚果等。另一种类型，是从建国初就实行一党制，一直延续下来，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原葡属殖民地国家。

　　即使在那些独立后一直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其执政党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塞内加尔社会党长期执政，控制着议会和内阁，在议会100个议席中，社会党占82席，民主党仅占18席，另外两个合法政党（独立党和共和运动）均无席位。津巴布韦自1980年独立以来，穆加贝严格遵守独立宪法中规定的独立后头10年不实行一党制的规定，但他积极为10年后创建一党制国家作准备。1987年底，实现了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与最大的在野党非洲人民联盟的合并。这样一来，在议会和内阁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盟成员，100个议会议席中，民族联盟占93席。还有个别国家如利比亚实行“无政党”政治，取缔一切政党活动。取消法律，代之以《可兰经》；取消各级政府，代之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改共和国为民众国。实际上国家改造后不是消灭了政党，而是消灭了多党制，卡扎菲的统治实际是以他为首的“大众党”的一党统治。

　　在一党制时期，许多非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从60年代到80年代，非洲国家发生过240多次军事政变，其中成功的 70次，有 11个国家发生过10次以上的军事政变，有20多个国家建立过军政府。贝宁发生过8次政变，成功6次；加纳发生过9次，成功5次；尼日利亚也发生过多次政变，成功6次。据统计，参加1963年非统组织宪章签字的29位非洲国家元首中，有17位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至1989年初，在5l位非洲国家首脑中有22人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从1989年中至1992年，非洲又发生了约30次政变和兵变。导致非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当非洲国家部族或部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调和时，军事政变也就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特殊方式，而这种矛盾的一再尖锐化，导致军事政变频频发生；其次，非洲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所形成的利害冲突，往往也导致军事政变，如苏丹、乍得、尼日利亚、索马里等国家南北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三，统治集团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服务于本集团的狭隘利益，造成国内的两极分化，经济每况愈下，使得各种矛盾不断激
化，引起群众和军队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军事政变。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以及西方大国的插手和施压（美国要把非洲纳入“新世界”轨道，移植西方模式到非洲，成立“促进民主化基金”把经济援助与政治挂钩，支持反对派)，使非洲固有的社会矛盾激化，非洲大陆迅速掀起“多党民主化”浪潮，出现了急剧的政治体制变革。以多党制代替一党制，以民选的文人政府代替军政府，成为这次政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1990年上半年至1994年，几乎所有过去实行一党制的国家纷纷宣布放弃一党统治形式，改行新的竞争式的多党统治形式，许多国家先后举行了首次多党选举和总统选举。它们既包括英语国家，也包括法语、葡语国家；既包括原来宣称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据统计，有42个国家进行了多党选举，其中有28个国家成功，建立了多党政府，14个国家失败，政局仍在动荡之中。

　　在这次浪潮中，大批国家的政权相继更迭，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家领导人。新上台的领导人有的是经济技术专家，有的来自法律界，他们一般颇受西方赏识。例如，佛得角总统安东尼奥·家泰罗是律师出身，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贝宁总统索格洛是法国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贝宁财政部担任技术顾问，1979—1988年在世界银行任职。赞比亚总统奇卢巴曾就读于伦敦大学，1966一1990年在一家瑞典跨国公司任会计助理，1974年以来一直担任赞比亚工会大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