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将结束时明确提出：“波兰人想试图收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不合理的。……苏联政府坚持1939年的边界线，认为它是合理和正确的。”［12］毕竟，1939年的边界线是臭名昭著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是苏德瓜分波兰的罪证。因此，斯大林改口要求：“如果把沿涅河左岸一带的东普鲁士北部，包括蒂尔西特和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划归俄国人，他准备接受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边界。”［13］

虽然德黑兰会议没有明确划定波兰东部边界，但随后的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1944年春夏，苏联红军先后解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7月，红军越过布格河，开始解放波兰。7月22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它在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提出以民族分界线划定波苏边界，以奥得—尼斯河为波德边界。7月26日，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苏联政府签订关于波兰边界的秘密协定。它确认寇松线为波苏边界，奥得—尼斯河为波兰的西部边界，把什切青和施维诺威斯划人边界的波兰一侧。苏联政府承诺将在国际会议上为实现波兰西部边界而努力。与此同时，波兰流亡政府因东部边界问题而分裂。米克瓦伊契克总理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压力下越来越倾向接受斯大林的条件。他建议流亡政府接受事实，即同意苏联兼并东部领土，波兰版图整个西移，同波兰共产党人共同接管政府。这遭到右翼分子的拒绝。米科瓦伊契克辞职，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1945年初，苏联在波苏边界问题上已经占据完全的主动。它不仅实现既成事实的占有，而且得到美英大国和大部分波兰人的默认。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以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界线。同时，他们提议苏联让出利沃夫和利沃夫油田。斯大林拒绝接受。他说：“这条线（寇松线）不是俄国人而是寇松和克雷孟梭制定的，当时俄国人并没有受到邀请，这条线的划分是违反他们的意志……我们难道是连寇松和克里孟梭都不如的俄国人吗？这样，我们就无法返回莫斯科，无法向人民交待。他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保卫俄国的利益上比寇松和克里孟梭还要不可靠。因此，对调整边界线的建议，不能表示同意。”［14］而后，苏联人做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妥协，同意在若干地区做出对波兰有利的五至八公里的逸出。雅尔塔会议上，在没有波兰代表的参与下，苏美英三大国确定了波兰东部的边界。“三国政府首脑认可，波兰的东部疆界应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地区应做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公里到八公里的逸出”［15］。1945年，《波苏疆界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这条边界。

四、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定

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一致认为丧失东部土地的波兰应该得到西部土地的补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波兰西部以奥得河为界，对斯大林所倡导西部疆界扩展到西尼斯河，则认为根据不足。由于意见的分歧，西部边界问题在会议上被搁置。在三国首脑意见分歧的背后，是他们对战后东欧势力范围安排的思考。

首先，斯大林的倡议是出于维护俄国自身的利益。30年中，苏联人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的蹂躏。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是战后苏联人所追求的崇高目标。波兰是西方进攻苏联的必经之途，德国人的两次入侵都借道波兰。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坦言相陈，“对俄国来说，（波兰）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6］。但是，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波兰人不可能屈膝服从俄国人的利益。苏军解放波兰的事实也无法消除近五百年的历史积怨。惟一能束缚骄傲的波兰人只有奥得—尼斯河国界。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土地曾经是波兰的领土，但那是非常古老的历史传奇。德国人在那里生活长达七百年的历史，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土地又是在德国战败屈辱的形势下为弱小的波兰收复。利用这一极具争议的领土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波兰人将不得不依靠苏联的力量来抗衡德国的领土要求。可以说，奥得—尼斯河也是苏联人第二条安全线。斯大林不仅支持奥得—尼斯河为波兰的西部边界，而且还占领东普鲁士的不冻港哥尼斯堡。这样，波苏两国在反对将来德国领土的要求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共同的利益反映斯大林在将来的东欧问题上用苏波合作取代传统的俄普联盟。在欧洲近代史上，沙俄和普鲁士是维持欧洲旧秩序的中流砥柱。1939年，斯大林恢复历史悠久的俄普合作精神，共同瓜分波兰。但1941年德国的突然袭击在他的内心留下不可弥补的创伤，斯大林对战后的苏德合作丧失信心。他利用二战中苏联在东南欧取得的军事优势来实现斯拉夫人大联合。波兰是西斯拉夫人强国，也是斯大林战后主要的合作伙伴。从这一点上讲，斯大林也要维护波兰的西部利益。1945年初，苏联红军解放波兰西部地区后，斯大林把西部地区的管理权转交给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3月，波兰临时政府宣布在西部地区成立5个新省，即马祖尔、上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波莫瑞和格但斯克，同时鼓励中、南部的波兰人向西部移民。因而，在波茨坦会议前，波兰首先完成对西部地区既成事实的占有。

英国一向奉行传统的欧洲势力均衡政策。战后，德国战败，面临肢解。法国一蹶不振。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惟一强国，改变了欧洲的整个局势。1945年 5月11 日，丘吉尔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波兰将完全陷入俄国人手中。俄国人所控制的地区还包括：德国占领区、波罗的海各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一大部分、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这是欧洲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17］而且，东南欧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纷纷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丘吉尔感受到战后共产主义的威胁。德国是将来反对苏联势力向中欧渗透，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中坚力量。因而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他尽可能阻止苏联的势力西进，阻止波兰获得太多的德国领土。

对于美国人来说，战胜德国后的首要问题是结束对日战争。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最迫切的心愿当然是要说服俄国尽快参加对日战争。同时，美国仍希望维持战时美苏友好合作的关系，能在联合国范围内实现大国之间的永久合作，共同承担战后维持和平的责任。因此，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是美国所考虑的世界性问题中的次要问题。

英国和苏联的互不信任引发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西部边界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坚持以奥得河为界，其理由是：第一，对波兰来说，从德国取得如此多的领土对他没有好处。“如果把波兰鹅塞进那么多的德国饲料，使它得了消化不良症，那将是可悲的”［18］。第二，过多割占德国土地会使德国的经济陷于困难。因为德国东部是德国人赖以为生的产粮区。同时，对负责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西方大国也是极其沉重的负担。第三，这会使西方大国担负一项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严重的道义责任。

斯大林坚决要求以奥得—西尼斯河为界。第一，波兰应当得到西部土地的补偿。第二，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德国人已经逃离，波兰人正前往那里定居。第三，由于苏军不能既进行战斗，又建立行政机构，所以，苏联让波兰政府执行该地区的管理职务。

波兰代表团在会议上陈述其获得西部地区的理由。第一，东部土地的丧失达18万平方公里，而将获得的西部不超过10万平方公里。因此，战后波兰土地仍损失8万平方公里。第二，波兰在战争中遭受空前的浩劫。“600多万人丧失生命，占全国总人口的22％。国民财产损失占国家财产损失总数的35％，工业企业被破坏60％到70％，农业的损失为  35％，首都华沙沦为一片废墟”［19］。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回归，有助于战后波兰经济恢复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奥得—尼斯河是波兰被雅斯特王朝的历史边界。西部地区的收复有历史的根源。第四，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波兰需要以自然边界来划分波德边界。所以，波兰人认为奥得—尼斯河以东土地的回归是理所当然，情所难免的。

波茨坦会议期间恰是英国大选时期。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取代倔强的丘吉尔后，波兰西部边界的讨论出现缓和。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鉴于波兰在苏联的同意下，正管理着这一大片土地，三大国同意由波兰临时管理，以便他们不再就这问题发生争执，但领土的割让留待以后的和会解决。这项建议得到了三国的认可。

1945年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商定：“三国政府首脑重申他们的主张，认为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定，应待和平会议解决。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最后划定前，以前德国之东部领土，即自史温曼德以西之波罗的海沿奥得河至尼斯河西段汇流处，再由尼斯河西段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包括经本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之一部分东普鲁土和以前之但泽自由区域，均由波兰政府管辖。”［20］

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确定，急剧地改变东欧七百年历史。自古以来，东欧就存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向东征服和移民的浪潮。几个世纪积累的民族征服和扩张造成东欧民族界限犬牙交错的复杂局势，由此产生领土纠纷、民族战争、宗教排斥和文化冲突，从而使东欧成为滋生强者、凌辱弱者的温床。18世纪末，俄、普各自打着“解放被压迫的兄弟”和“保护被欺负的臣民”的旗帜，瓜分波兰。1939年，希特勒以但泽问题为借口，斯大林以“解放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为幌子，联手瓜分波兰。东欧盘根错节的历史渊源和理不清、剪还乱的民族关系是多次战争的根源。苏、美、英三大国提出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换另一种方式说，它也是一笔勾销七百年的历史，德国人回到德国，波兰人居住在波兰，东欧的历史重新返回12世纪前的原状。也许这是民族自决原则下较合理的安排。毕竟脆弱的东欧无法承载如此之重的历史积淀。但是，粗糙、冷漠的理性把历史积累的深厚感情置之度外，承担历史巨变后遗症的是波兰人民和德国人民。在随之而来的冷战氛围中，领土的纠纷再次播下两个民族不和的种子。围绕奥得—尼斯河国界，波兰和西德、苏联和西方各自采取不同的立场，导致波德两国历史的变化。

注释：

  ［1］［2］［6］［19］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