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的交情故当日本资本淡出时，美国有乘势而入的趋势。仅举一例：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全中国的领土、领海、内河、领空等都向美国人开放，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力。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而在政治上则得到中国人民所得不到的特权。(19)如此国权的出让换来的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大量物质援助。国民政府还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产业界。这不仅仅出于“美中关系”的考虑，更是国民政府通过个别外资垄断过渡到国家资本垄断的希望所在。之前曾经提及，外资在抗战初期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要想一锅端显然十分困难。政府只得退而求其次，乘美国尚有利用价值之际用美国的势力来驱散他国势力，也使美中关系得到稳固从而为飘摇不定的政府多加一层基奠。

 

　　　　（四）

　　“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非一直沿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研究者普遍按毛泽东的思路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主要资本归为官僚资本。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指出：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样区分未必妥帖。具体原因这里不作分析，暂且按照近来说法称其为“国家资本”。

　　国民政府初掌大权之际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掌控全国政治经济，这一点所有政府都一样，不管封建社会还是北洋军阀时期，因为中国的政治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干预性历来是很强的。但要想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宏观的管理并非易事。一方面中国地理广阔，各处经济形势不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对国家控制全局提出更高的要求。至少需要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看到的是，进入现代化生产以后，几乎没有出现过怎样强有力的政府能做到这一点。连年战争使政权问题高于一切，国家的领导者们腾不出时间也不具备统制的能力。

　　到国民党政府时期，产生了一些特定的条件。就像之前所提，政府一开始并未有计划有步骤按部就班的迈向国家资本主义。一开始它不过颁布一些经济政策，恢复正常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并稳定税收，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保证，为的还是巩固统治。事实上如果一个政府一上台就肆意搜刮，反人民反国家，一切为当局者谋福利，那么这种政府根本存在不下去。所以应该肯定30年代初的经济政策。政局相对稳定后，“统制”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像宋子文在第二次财政年度报告中说的那样：统制金融是政府统制全国生产的第一步。于是有了“四行两局”的组建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然而有一点需要澄清，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以金融业为其判断依据的。列宁曾说过：垄断是首先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并不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发生的。(20) （八五年第五期的《南开经济研究》上有一篇论述币制改革并未直接促成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很有说服力）但金融的统制和生产领域的垄断又有密切关系。列宁也说：金融对工业的特殊作用是在生产集中的前提下，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才会产生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融合。(21)国民党统治时期正符合了列宁所说的条件。（八五年第五期的《南开经济研究》上有一篇论述币制改革并未直接促成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很有说服力）

　　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成形在抗战时期。对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的观点能带来一些启示，他认为在工业方面“除纯粹国防性质之工业应由官办以外，其余一般工业最好能参加政府或国家资本，以立下监督统制工业之基础。”(22)商业也同样如此“这种组织（国营贸易组织）在战时是非常必要的。最有关军需资源、有关民食的产品，最好由政府负责买卖，以资调节”(23)。那么当时的经济形势又如何？政府是否打破了原先健康发展的态势，而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国家之上呢，未必如此。战争带来的经济形势恶化大大打击私人投资者的信心，他们把资金从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抽出来投入投机活动导致生产进一步恶化。国内生产萎缩直接影响的是出口贸易。中国出口商品锐减导致外贸处境窘迫“入口货物种类及数量，不仅制造品、奢侈品递有增加，即农产品亦大量流入”“出口之货物，则销路日见滞塞”(24)。经济与备战的双重需要只有数额巨大的国家资本能够提供。所以说战时统制不仅仅是政府私利的表现也算是顺应时局的产物。

　　抗战胜利时，国家资本在国内生产领域中已经占据相当优势，而收缴日资归为国有则奠定了最终的基石。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着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占有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25)，当然铁路和银行更是完全掌握，这就真正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注 释：

1． 周伯棣：《民元来我国之中央财政》，《民国经济史》第168页

2．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06－107、104页

3． 《民国经济史》第168页

4．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第1页

5．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二期

6． 《申报》1928年7月1日

7． 钱昌照：《重工业建设之现在及将来》，《新经济》第7卷第六期

8． 四联总处档案（五八五棗2）105，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

9． 许涤新：《论战时金融政策》，《群众》第五卷第七期

10．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11．财政部档案（二七五）1936，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致财政部函（1945.7.7）

12．财政部档案（二五七）1937，银行投资生产事业事实表

13．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726－727页

14．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55－161、165页

15．《中国近代经济史》第594页

16．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753页

17．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9页

18、25．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6,137页

19．许涤新：《关于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0、2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41页

22、23．王亚南：《战时的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第44,33页

24．行政院档案（二）4253，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提案

参考资料：

《国民政府与国民经济》 虞宝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 杜恂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史》 凌耀伦等 重庆出版社

《关于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许涤新

《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 王彦民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 [法]白吉尔著 张富强 许世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吴承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 刘红 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