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围绕钓鱼诸岛主权的争论，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５日，即美国将冲绳连同钓鱼诸岛的“施政权”一起归还日本之日起，陷于低潮。正如我们所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钓鱼岛问题却并没有成为大的障碍。也许，正是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为１９７８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谈判定下了基调，也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了前提。■ 参考文献： ［１］［３］［日］井上清著．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９８． ［２］［４］［６］［１０］［日］浦野起央等编．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２００１：１６６、１７１、１８１、２７３． ［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３． ［７］马英九著．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８６：２９、２１． ［８］人民日报，１９７１－０５－０１，（５）． ［９］人民日报，１９７１－１２－３１，头版． ［１１］人民日报，１９７２－０３－３０，（２）． ［作者简介］孙翠萍（１９８０－），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 责任编辑：烨 子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    ——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梁玉泉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１９５６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１９５７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关键词：“双百”方针；开门整风；“反右”；知识分子改造 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话题，已有的研究多认为出现由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是由于国内外多种原因造成的，并指出了“左”的指导思想在其中的关键作用。〔1 〕本文认为，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尝试，自“双百”方针试图按照思想领域自身的规律对知识分子进行和风细雨似的改造到反右派运动，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在开门整风运动的热烈氛围下，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 一、“双百”方针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方式 １９５６年的中国正值社会主义改造顺利推进，“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并取得重大成就的辉煌时期。然而，历来走在社会改革前列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建国来的一系列运动之后，非常消极与沉寂，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的表现形成了巨大反差。“面对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而导致的知识分子的集团性消极反抗除了调整政策以外，执政党别无选择”。〔２ 〕１９５６年１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的开始。此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给毛泽东以极大地震动，使他开始认识到苏联对科学、文艺问题的简单做法的危害，并于４月２８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后，“双百”方针得到正式的确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百”方针的确立与大力推行的目的实际上有两个：繁荣文艺和继续对知识分子改造。与之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同，此次主要是要通过思想领域里的“放”，用说服的办法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３ 〕毛泽东还认为要“放”就必须全面，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４ 〕 这样一来，改造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双百”方针的首要目的。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受前一阶段政治运动的影响，早已成惊弓之鸟。“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也不敢争；至于在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５ 〕这样，为了解除知识分子的这种顾虑，继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执政党开始从自身寻找原因，并且决定进行开门整风。 二、开门整风：改造知识分子的继续 应当说，整风运动的最初动机是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６ 〕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７ 〕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这就让毛泽东认为，必须进行整风。 但此时要进行整风，很难不和“双百”方针的推行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相联系。这样一来，毛泽东认为，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因而决定此次整风采取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办法来帮助执政党整风。为了防止出现不和谐的局面，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此次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并特意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８ 〕这一做法对于消除知识界的顾虑来说，显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整风运动的展开“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执政党准备诚恳接受批评的印象……对于素有政治参与传统和对现实政治多有不满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不可抗拒的诱惑”。〔９ 〕能够消除自己对政治的顾虑，向执政党表达自己的想法，是知识界的普遍要求。现在执政党公开地面对所有非党人士进行开门整风，极大地刺激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小民主办法的采用及自愿进出的规定让很多人觉得可以畅所欲言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党存在不足是要整风的，同样社会中的其他各界也要整风，并且知识界首当其冲。所以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号召全党虚心听取社会上的批评时，不忘提醒全党同志对错误思想和相关人员的批判。 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因此，他对整风运动的总体部署是：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他还这样对全党说：“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1０ 〕 在毛泽东的设想中，此次整风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接下来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争取主动。而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一方面确实能够极大地帮助整风运动的完成，同时又有可能暴露一部分党外人士的“面貌”，“党外人士自愿，可以自由退出”的规定显然增加了这些人士所暴露“面貌”的真实性。可见，开门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改造知识分子的继续，如果不出意外，整风之后应当是又一轮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三、“双百”方针、开门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 如前所述，与“双百”方针一样，开门整风实际上也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确实是可以并且应当“鸣”、应当“放”的。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要实现的是用“香花”的遍地开放来达到“毒草”的彻底根除。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这种设想变成了纯粹的铲除毒草的举动，并且造成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 首先是对“鸣”、“放”的理解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爱党的，但在众多“香花”中，肯定会有“毒草”的存在。由于前一阶段的“压服”政策，没能很好地把“香花”和“毒草”区分开来，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不合作状态。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让“毒草”在“鸣”、“放”中显露出来，并在“鸣”、“放”中消失。为此，毛泽东设法打消人们的顾虑，要他们“大鸣”、“大放”，从而最终达到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对此，显然知识分子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把毛泽东所明示出来的在“双百”方针中铲除“毒草”的意图，理解成一种可能的引蛇出洞之举而心存疑虑。要求在政治上得到保证，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被当成“毒草”的命运。否则就不鸣不放。开门整风让知识分子们解除了这些顾虑，但他们同时又忘记了自己仍然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以为怎么鸣、怎么放都是被允许的。更何况毛泽东是以一种改造知识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鸣”和“放”的。这种理解上的反差，无疑给了毛泽东一种“毒草”遍地的感觉，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对“放”的政治性理解不同。“双百”方针的“放”主要是在思想领域，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也不敢被涉及。而在开门整风运动中就完全不同，执政党所要求“畅所欲言”的就是对执政党的批评，本身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何况在全国性的运动氛围里，许多人特别是心里有冤屈的人都会被激发出强烈的“放”的欲望，并且难免会带有感情色彩。应当说，就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放”只是前期运动中所受压抑的一种自然释放，很难说有多强的政治目的（当然不排除有个别现象存在），但在当时国内外背景下，这种完全自愿的“放”在毛泽东甚至是全党看来，都是难以容忍的。“‘百花’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大出乎党的意料之外……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走过了对个别官员的批评，而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批评。它释放了比党所预计的更多的被压抑的不满和牢骚。批评的不断扩展、独立小集团的组合以及特别是学生们反对党当局的示威游行，使党决定停止运动，因而在六月八日发起了对它的参加者的反击，把这些人称作‘右派’”。〔１1 〕 总之，将“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显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包容百川的气魄。而开门整风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胸怀和诚意。把二者用于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进行改造，说明了党在尽可能地避免采用初期过激方式，努力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尝试，体现了党“在繁荣中改造”的最优化思想。然而，限于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都在带有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政治目的的指引下推行，很难完全按照思想领域特有的规律逐步地进行。再加上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在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让事情的发展很容易超出预期，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从而让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转变成了一场被扩大了的“反右”运动。■ 参考文献： ［１］相关文章有：闫茂旭等．对“双百”方针受挫的历史反思［Ｊ］．淮阴工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６）：５０－５２；孙其明．从整风转向反右原因何在——二论１９５７年的整风反右运动［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伍小涛．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原因探析［Ｊ］．学术论坛，２００４（４）． ［２］［５］［９］于凤政．改造（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知识分子）［Ｍ］．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３２、５０５、５１４． ［３］［４］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册）［Ｍ］．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１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Ｍ］．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５４、２４６－２４７． ［７］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５５． ［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６－１１－１５． ［１１］［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６８． ［作者简介］梁玉泉（１９７２－），男，安徽霍邱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