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的威逼作用，还表现在经济方面。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图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1888年，日、英、美、德四国商人共同出资，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棉花公司，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轧花厂，在三井物产会社的代理经营下，于1889年正式开工。接着，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也在上海开业了。上述上海棉花公司与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设立，不过是日本对华在工业与银行方面投资的滥觞而已”。这个工厂的开设就是强迫性的，“虽然中国抗议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但此厂仍继续开工制造”。这就破坏了上海织布局的专利，冲破了不许外人设厂的限制。这也迫使洋务派发奋自强。

 

此外，日本还向我国传统出口商品挑战，大力改用西法，夺我固有之利。马建忠说：“中国固有之贷以丝茶为大宗，通商之始，丝茶出口足与洋药、洋布进口相抵，乃近年英属印度盛产丝茶以夺我利。……日本丝茶近亦畅旺，每岁出口近千万。中国之丝每岁出口值三千二百余万，茶亦称是。核计十余年间，中国丝茶所增不过数百万，迥不若印度、日本丝茶岁增之多。若不及时整顿，则彼日增而畅销无已，而我止此岁入六千余之数，不尽为所夺不止”。

另外，日本利用它的优势，不断向中国内地深入，令洋务派深为担忧。郑观应说，“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西欧所夺。而内地之利又将为日本所夺矣。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强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自强之道。外国侵略不断，日甚一日，是洋务运动不断扩大，持续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是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模范作用。日本一小国竞能崛起称雄，敢于欺凌堂堂天朝大国，洋务派看到，在于它取法西人进行了变化改制。洋务运动不是也在取法西人吗？为什么成效甚小？洋务派感到明冶维新成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定有什么地方值得效法。左宗棠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聪明用的不是地方。他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他们除了学习西洋，也向东洋学习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洋务派向日本学习的热心。1877年，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他在日本调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的新政，取其杂事，分国势、天文、地理、政治等门类，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成为《日本杂事诗》，诗成之后，清政府总理各事务衙门即以同文馆聚珍板印行（1879年）。黄遵宪在日本时就开始写作、回国后继续完成的《日本国志》（1887年），在洋务派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重视。黄遵宪在书中赞扬了明治维新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奖励工商业的政策他主张工矿企业可以“听民为之”，“召募豪商，纠集资本”。针对当时中国洋务由官包办的情况，黄遵宪认为清政府可以提倡，进行法律保护，但不必“鳃鳃代为谋也”。“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保护民族之商业的发展，黄遵宪还特别论述了限制外资，关税自主，贸易自主，防止入超和金银外溢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洋务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洋务派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洋务派向明治维新学习的内容很广，包括富国方针，经验教训，具体做法和军事等方面。

①  由商而富。郑观应认为，亚洲各国中最贫弱者，“首推中国，次则日本”，因而无力抵御外侮。他说，“日本初亦受其□削，至大藏省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贷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之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夫以日本之小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② 以兵为末，以各种创制为立国之本。向西方学习，以学什么为主呢？在洋务派里是并不一致的，有的认为是学练兵，习兵法，办军工，有的认为不然，应以学“创制”为主。他们认为日本派往外国学习的就是以学“创制”为主，“日本在英国学习技术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们特别欣赏一些在过去声望和地位都很高的日本人居然能虚心向西方学习。如“有名长冈良艺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还能去英国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这里暗示清廷的大官贵人应以日本的显官世爵为模范。

③利权自握。“观日本轮船、铁路日臻隆盛，皆利权自握之效也”。洋务派认为企业是可以“与洋人合股承办”的，以期“两有补益”，但必须坚持“权自我操”。如船运事业，在一定时期与洋商合办是可以的，因为“洋商船多且事属创办，非此不能招来生意，但是更须设法保劝商会，招本国商人增添大小轮船往来内外各埠，毋授利权于彼族，致成喧宾夺主”。另外，要效法日本不准西船入内地。“西船之得以任意经由者，仅在各通商口岸而已，其余各处则皆东洋人自行购办，由行制造，以收夫驾驶之便，装载之利也。”至于有的说内地设火轮船必“导洋人内窜”，是不足虑的。“日本江海各埠准民往来，未闻洋人追踪而至者”。

④开源致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金银外溢，“中国漏□难塞，财力日庸，不能不为开源之计。且西洋各国莫不由此以致富强，窥伺凭陵，殆无虚日。东洋小岛，近亦风气渐开。地大物博之中国，反牵玩顾忌，未得畅行，几何不为外邦所轻视？”洋务派认为，“中国既不能自开，徒增外人之垂延，于以叹信风水而阻止开掘者，乃外人之功狗而中国之蟊贼也。”他们说，“日本不讲风水，国祚永久，一姓相承至数千年”，“风水安足凭哉！是宜有以革之”。而且要“力劝速举贤能赴日本考究其所开之煤矿如何节省，内外得人，局务必有起色”。

⑤加洋税减厘金。明治政府为了加速资本主义成长，采取发放大笔企业贷款，减免企业税和出口税等措施。而当时清廷则相反，对本国企业的税厘较比对外货抽税更重。洋务派的一些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就是洋务事业很难发展的重要原因。以采煤业为例，“查日本煤矿，大小已开六十余处，其中用机器者十余处。中国用机器者，惟有开平、台湾两处，所以出数不多。推其故，非但集股难，亦因所抽税厘过重。洋煤出口无税，进中国口岸每吨上完税五分，三年之内复运出口，不问自用出售，概准给还存票。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照纳，不准给还存票，较外国抽税二十分之一，奚止多至数倍”。“洋货税则太轻，环地球各国无此办法。各国进口抽税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且有远过其值者”。他们认为，“天朝绥柔惠渥，原不屑为此无艺之诛求；然保护民生，关键最为重要。我国自强之计，次第举行，税权当可自主”。他们看到“日本近与西洋各国有每百加抽三十之约”，因此主张，“嗣后各关征税，除洋药毒害之物加等从重以外，有妨中国生计者，抽税均可倍于常例，余亦酌量议加”。

⑥广开学校，恤商惠工。明治维新政府不仅大力普及国民教育，而且大兴实业教育，造就科技骨干力量，“根据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五年统计，工部大学校及东京大理学部工学科各种毕业生总计四百一十八人。他们是土木、机械、电信、建筑、采矿、化学、冶金、造船等八科的专家。在日本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起了科技领导骨干的作用”。明治政府为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放大批“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帮助工商业的建立，廉价“处理”国营企业给私人，并采取“发给巨额补贴，进口优先，发放大笔企业贷款，以及减免企业税和出口关税等办法，无微不至地保护新兴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洋务派注意到明治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给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带来了飞跃发展，结合洋务运动的情况，总结说：“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外洋货之多，漏□愈甚。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挽回利权，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扼要之处是什么呢？那就是广开学校及设技艺机器格致书院，撤厘、订税、恤商、惠工。

⑦自出心裁制作奇器。“日本讲求制造枪炮之法日精，彼能自出心裁制作奇器；中国只知采买新式枪炮，依法制造，不能自出心裁；其执政见识，国势强弱于斯可见”。这是当时西洋人对中日两国制造机器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洋务派更加认清了中日制造业的差距所在，提出来不能老是依西洋之法制造，必须有所创新，才能赶上西洋，出奇制胜。

⑧日本的军制也引起了洋务派的注意，要求派“将弁考察日本陆军编制情形，以资仿效”。

以上均是被认为是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以之为模范而学习的。此外，有的经验在洋务派中议论也不一。如借洋款的问题。有的认为，“夫使中国果万无可筹，暂借外资以展大计固无不可，惟外洋诸国如土耳其之颠危，西班牙之贫弱，日本之困匮，皆为国债所累，甚者□岁入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因变迭作。中国债项仅逾千万，近年各省关饷额为洋款所分，已觉异常耗竭，况西征之饷借息加重至一分二厘，西人遂视为成例，不肯少让。设因累于输息而辗转加借，十年之后积累益巨，利不胜害，不可不慎也”。有的则认为可以借洋债办企业，“所谓挹彼注此，非若借债以偿赔款而贻偿息之累”。他们认为那种说借贷有伤国体的人，是“不知泰西各国无一非债欠数千兆，而英、法、德、俄之称雄如故也”。

    奕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洋务运动时期重要人物

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