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化运动终于发生了，而且延续了几十年，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中
第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明治维新有一个干练的下级武士等级为维新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者。下级武士原是封建领主的邦凶，同封建制度联在一起。但他们没有直接的封建领土，靠领取禄米为生。由于德川时代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消弭了，武士们除镇压农民起义外多闲着无事。加上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领主的财政困难，便纷纷裁减武士的人数，减低武士的禄米，被减的武士，生活窘迫的武士，多数进城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作家、西方语言研究者和科学工作者，他们较早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们同封建制度的联系愈来愈少，而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日益增多，最后成为代表资本主义向封建统治制度冲击的革新力量。
洋务运动却根本没有一个类似的等级。如此有影响地成为运动的中坚，清八旗兵是“定额无可裁减”绿营兵可裁减，所减之员也没有出现日本下级武士的动向。曾系湘军大部分被裁撤之时，虽然兵勇和下级军官非常愤恨，兵变到处发生，他们没有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他们中的活跃分子都是相率加入具有封建性的秘密反满团体哥老会。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日本下线武士那种前途和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四，在国际条件方面，中日两国当时几乎是同样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沦为半殖地和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但是欧美列强之间的利害矛盾给了日本一个特殊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日本地处中国这块大肥肉之旁，列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吞噬这块大肥肉。英美列强，便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反转而扶植日本。日本倒幕派利用列强的矛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使当时竭立支持德川幕府的法国未敢进一步作难。明治政府成立后，它很快获得了列强的一致承认。后来，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是得到英国的支持的。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
以上便是明治维新之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明治维新那样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看来，不深入分析人们所借以活动的历史条件，而过多地咎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是不公允的。
至于说到明治政府的人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洋务派则望尘莫及，这正是上述两个运动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之处所决定。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
然而，象明治维新那样卓有成效的变革，中国洋务派的人们是不是连感觉、认识的智力都没有呢？不是，他们对之有某些认识，对照自己的事业很着急，想仿效。
下面，我们就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通常说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比洋务运动晚几年。但有的论者认为这并非科学的历史分期，正确的应该是从幕末开港后倒幕维新运动兴起开始到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后完成时为止。如此说来，明治维新之发生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而日本近代兵工厂的兴建却要早于中国洋务派办的军事工厂。幕府和各藩的军事工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兴办起来。1850年。佐贺藩兴建的反射炉，是各藩兴办军事工业的首创。随着倒幕运动的兴起，西南诸藩的军工、造船企业更快的发展起来。幕府也加紧了军工兴建，1862年，幕府委托水户藩经营的石川岛造船厂已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
地处中国身旁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比西方还要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半殖民化的危机，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国家，这对中国朝野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异常广泛而深远的。这在中国洋务派的语言文字里是时有反映的。
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刺激作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盲目自大者确实可恃以居傲于世。然而鸦片战争之始英国侵略者一声炮响，天朝声威被打的一落千丈，而今近邻岛国竟然“崛起称雄”，这对天朝又是一次不轻的刺激。这在王韬的文字里是有明显反映的。他说，“日本与米部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岛国哉！”洋务派中的许多人是不堪忍受来自东洋的刺激的。他们欲急起直追，他们分析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追上去的条件，“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所差的是什么呢？他们感叹道：“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无“机”、无“权”、无人，只能望洋兴叹，“徒有羡鱼情”。明治维新之得以成功，在于它有“机”，有权，有人。所以明治维新这一刺激匪浅，在洋务派引起了更深的思考。他们提出了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有一定的权的，因此一些人是把洋务的成败系在李鸿章身上的，但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然其利用来办洋务之权是有限的。他只能在清廷最高权力的许可之下才能有所作为。李鸿章不断地使这些人失望，在洋务派中，便有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来解决权的问题。
（二）威逼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背负不平等条约的重压的时候，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随着明治维新近代化成就的进展，日本的侵略气焰愈来愈旺，咄咄逼人，得寸进尺。
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1807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先等来中国预商通商事宜。当时清政府认为日本和中国既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相反地，如果拒绝立约，日本可能挽英法充介绍人，“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联，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因此，应允了柳原前先的请求。第二年，日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拟约，一开始，日使就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把不平条约加于中国，但日本尚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实力逼清政府依从。中日第一次缔结的这次外交条约还比较合理。但日本并不就此罢休，几次企图修改条约，获得特权。而且它已开始准备侵略台湾了。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和地方军队的痛击，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在中日关系上，清政府蒙上了耻辱。这次日本侵犯台湾教训了洋务派。当时，总理各事务衙门的上奏里说：“窃查日本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洋务派吸取备虚遭侵略的教训，强烈要求“上下一心”、实实在在的自强，以图御外侮的苦心，是明显可见的。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改之为冲绳县，日本侵略势力逼近台湾。洋务派翰林院待读王先谦等认为，“同治末年，倭人犯我台湾，近复动辄称兵，不遵定约，海防未固，御侮尚无把握，此时深可虑者又不在他国而先在倭”，“该夷比年用兵，行径迹类小偷，不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大盗而不能擒捕。且琉球、朝鲜为我东方属国，又皆密迩倭夷。琉球不复，朝鲜能无寒心？斯又东藩观听所系，非仅国家戎政攸关也。”李鸿章虽不主张马上痛惩，但也认为必须加紧自强之图。他说，“日本国小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邦。惟该国近来取法西人，于练兵、制器各务刻意讲求，频有振兴之象。中国水师尚未齐备，饷需亦未充足，若彼不再肆□张，似仍以按约理论为稳著。但倭人性情桀骜。设令狡焉思逞，亦不可无以待之。中国目强之图，诚难一日稍缓矣！”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上奏：“日本逼处东土，近更骄横，怙恃西人，凭陵中国。则海防要务决宜加意讲求，亟为未雨之绸缪，方免临事之迟误，自不得以纷纷异论挠我局中定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