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打破当时“儒家独尊”局面，自成一家。司马迁以极大的反世俗的勇气， 充分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显示了他“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亦就是要做外物的主人，同时也要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识。主体意识有其内在的根据即主体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发展的顶峰。现实生活的人，如果没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主体意识。
（一）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
司马迁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可以概括为立名意识和立业意识。
第一，立名意识。司马迁深受孔子及其儒家违时疾俗，追求真理为治世而进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精神影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立名是司马迁品评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也是他进取意识的核心。
第二，立业意识。如果说，深层的生活意识是个人的生活意识积蓄而成，那么，这种积蓄而成的意识中最根本的就是对事业的追求，或称之为事业意识。司马迁要完成一部鸿篇巨制的史书并“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强烈的事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使他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一部上至轩辕下至与汉武帝时代，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的记传体通史的伟大创举，实现了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自我价值。
（二）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
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集中表现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标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目标的意志。司马迁以惊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不仅实现了自我，而且超越了自我。
第一，面对狱吏虐待，超越自我。司马迁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表现为重于泰山，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司马迁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案”，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的司马迁因此入狱，遭到残酷折磨和非人虐待。他曾想到自杀，但是后来一转念：自己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对统治者来说，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不理解自己的人，也会以为他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念，生死本身只是必然的自然现象，而生死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重于泰山则虽死犹生， 轻于鸿毛则死不足惜。如果司马迁伏法就诛，那就轻于鸿毛，如蝼蚁何异，且死因则是为兵败降敌之人辩护，背着欺君的罪名。引决自裁稍见光彩，司马迁绝不谈贪生怕死，只是平白死去，是不值得的。
第二，面对宫刑，超越自我。事隔一年，汉武帝听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遂下令把他的妻子、儿女和母亲都杀了。司马迁因此受到牵连，被判了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一个死罪。汉代法律有赎罪、赦徙诸项目，汉武帝天汉四年、太始二年两度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赦徙可能不缴赎钱，汉景帝中元四年曾有先例：“赦徙作阳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许之。”腐刑就是宫刑，因为受这种刑罚的人下体就要腐臭，故有此名。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亲友的帮助，怎么办？“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他必须选择的。司马迁认为“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还认为，有些道理是一个士人必须信守的，这就是：“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一切刑罚之中最卑贱的一种，受“腐刑”简直是一种比死都还要可怕的奇耻大辱。然而，历史上的显要和英雄人物给他精神力量：西伯身为诸侯之长，囚于幽里；李斯官至秦相，腰斩于咸阳；韩信，贵至王侯，亦为吕后所杀；彭越，南面称孤，竟诛三族；张敖，高祖女婿，依然下狱。还有魏其、季布、灌夫等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亦遭拘禁，任人处置。最终不免于统治者侮辱和杀害，所谓“勇怯”、“强弱”最后还得决定于人们的地位和权势。这有如人生活在宇宙之中，又有谁能不受尘埃的沾染呢！明确这个道理，对权势、荣辱的得失，就不会有什么想不通了。他逐渐认识到，仅仅为了顾全士节，即为了避免“诎体受辱 ”而自杀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去受“腐刑”，会不会被人看着是一个不能舍身就义的人呢？这又使他疑虑。虽然，“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是人之常情，但是自己想活下去，却更多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且“勇者不必死节”所以他打消了这个顾虑。他又想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之人称焉。”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古代圣贤之咏《诗》三百篇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都曾经受人陷害，以致“身残处秽”，然而都能“受辱而不羞”，并发愤著述，以表示自己的不平和反抗。这些“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超越生死荣辱，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精神给他莫大的启迪，他效法前贤“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了完成他伟大的事业，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受腐刑。司马迁强烈的事业意识或者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请自以为奇耻大辱的宫刑以求生存，且“就极刑而无愠色”、“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他终于被下了“蚕室”（执行腐刑的一种特别监狱），成为一个“刑余之人”。
第三，面对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得了这种官职，就更能亲近汉武帝。因此，流言蜚语相继而起。他们把司马迁看着“无行之人”，说他刚受到“腐刑”，创伤未愈就“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获其饶。……” 但是，司马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了来自朝廷上下的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坚信“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写成了不朽的巨著《太史公书》。这时，他如释重负：“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结束语：
司马迁以“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跳动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闪耀的是崇高的思想光芒。鲁迅先生称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郭预衡先生称司马迁“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可见其思想博大精深和难以达到的高度。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及其亲身实践，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将永远成为照亮人类前进的灯塔！
参考文献
[1]王伯祥.史记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4.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3]扬金海.论人的主体意识[J].求是学刊,1996.2
[4]张键云.试析主体意识的内涵[J].天中学刊,2002.6
[5]汤俪瑾.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J].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2000.4
[6]刘兴林.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6
[7]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M].语文出版社,1999.1
[8]白寿彝.《史记》新论[M].求实出版社,1981.1
[9]阮忠.散文概说[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1
[10]胡佩韦.司马迁和《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
[11]徐朔方.史汉论稿[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1
[12]郭预树.古代文学探讨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