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报任安书；“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教学《报任安书》一文，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不能忽视，基于此，就可以把握文章的内在意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以人为本”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包含着对“天”、“神”的否定与揭露，对人的关注与肯定以及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超越。在“天人合一”、以神为主体的宗教观念统治和禁锢人们思想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能有重视人，强调人，肯定人，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并且以自己伟大的实践，实现了人的自我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究天人之际”—— 对“天”、“神”的否定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对以“天”、“神”为主体的否定，落足点在“人”，人是世界的主体。梁启超说：“《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
宗教历史观，以“天”、“神”为核心，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天左右，影响、传达上天的旨意。这种宗教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天是高高在上的，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
汉武帝时代，董仲书提倡“天人分际”的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为神圣不可侵犯。董仲书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把天人结合起来，宣传“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肯定天神的绝对性，而否定人的主体性。
司马迁把“天”与“人”的关系分开，否定“天”、“神”，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态度很明确：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生动而详细叙述了陈涉起义时，利用宗教迷信思想，“鱼腹获绫”和 狐仙呼语 ：“大楚兴，陈胜王”等两个具体事件的全过程，使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宗教迷信是何等虚伪可笑。陈胜就这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后来各地农民队伍纷纷响应，推翻了自认为万世万代的真龙天子秦始皇的残暴统治，这是对当时天命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嘲弄。《项羽本纪》中，刘邦在乌江石壁上用密糖书写“项王升天处”，项羽一看，认为自己失败是天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宗教迷信的虚妄性一目了然。
二、“通古今之变”——对“人”主体作用的肯定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显示其“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一）《史记》写作对象是“人”，肯定人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史记》可以说是鸿篇巨制，横贯三千年，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涉及人物四千多。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组成一个整体，即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大事。
从体例上看，《史记》以写“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书”、“表”为之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贯穿人物事迹的总线索。“本纪”是纲纪天下政事的意思，立本纪的人物是主宰过天下的人，他以帝王为主，又不局限于帝王，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史记》不仅关注大人物，也重视小人物。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围绕帝王将相,展开历史的画卷,也重视“小人物”，如儒生、游侠、农民、商人以至医、卜、星、相等各方面的人物。利用种种类传的方式，给以广泛的、全面的叙述。司马迁还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成败过程。如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兴亡，项羽与刘邦的争雄天下，还有毛遂自荐，说服楚王，蔺相如怒视秦廷，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朱家、郭解仗义行侠，济贫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数，作者对那些可爱可憎的人物，忽喜忽怒，时歌时泣。宏扬贡献于社会进步的人格精神，摒弃有害于广大人民的官僚酷吏，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为事成败皆因“人”，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
以《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一方面写项羽由一个无名小卒成为霸王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故事；另一方面写刘邦从一个无名小人，一个弱者变成为一个强者、一代帝王的历史，其中包含一个“变”字，胜败决非天注定，而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为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司马迁对项羽怀着深切的感情，一方面歌颂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对他的失败表示极大的惋惜。司马迁批评项羽在失败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事实上，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以及性格上都犯了错，与天无关。项羽一开始就盛气凌人，直到死还轰轰烈烈，象个英雄好汉。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另外，他背信弃约，同刘邦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关，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还有，他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无意西征。还有，他杀义帝自立为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他杀了。司马迁就此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团结手下谋臣，一意孤行（“鸿门宴”一节中表现最为突出）。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五年后身败名裂，自刎于乌江边。如果他能忍辱负重，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江东，重振旗鼓，楚汉的历史又该如何改写。可是，他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且迷信“此天之亡我”，多么可悲，多么可惜啊！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项羽具有强烈的自主的意识，黑格尔说“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项羽他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表现出独立的人格，不仅如此，而且还表现为奋发有为的主体实践意识，这就是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自己的霸业。他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深远巨大。
再说刘邦，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与项羽的不同之处是他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有两点是项羽不能比的，其一，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而刘邦则处处安民。这个“民”当然不一定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跟着沾光，很得民心；其二，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自己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楚汉之争，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这实质上是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