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开放和理智的。孟子较少求助于传统，但其王霸之辨开启了寻求思想统一的途径。荀子以其人性恶的理论将王霸论导向对礼叉传统的依赖。董仲舒最终使儒家的传统观成为一种权威主义传统观。

　　关键词：传统；大一统；思想认同；权威
　　
　　西方启蒙运动以真理的名义寻求理想的社会及理想的人生之道，以客观普遍性的名义发展出西方近现代的伦理学，而传统只是达到真理的障碍。随着从尼采开始到海德格尔以至整个被称为后现代的哲学思潮对启蒙运动的总体性真发起批判时，伽达默尔开创的解释学将传统看作人类思想发展不可逾越的地基，并且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创造性源泉。这种背景为我们重新评估儒学伦理学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伦理思想从来就不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而是以传统权威的名义展开的，即便孟子的人性论肯定人性的普遍性，也往往被权威意识所压倒。孔子与董仲舒都将自己视作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去追问传统的合理性。同时他们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改造者，为传统注入了新的因素，比较他们的传统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儒学的伦理观。
　　
　　一、孔子的文化传承意识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自觉地将自己视作周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诸侯们破坏礼乐的行为常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子路要撤掉作为已废弃的告朔之饩羊，孔子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对周代传统礼乐的维护使人们往往视孔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孔子显然不只是一个传统的维护者，他同时也是传统礼乐的革新者，他的教学活动本身即是对周代贵族世袭制及官学传统的否定，他的平民弟子们多以从政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而且直言不讳地说某某可以做国君，如“雍也可使南面”，这种贤人治国的理想显然是对周代礼乐的反叛。凡此种种证据显示孔子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变革意识，而非一味地保守传统，可是他为什么总是以一个传统的继承者的面貌出现呢?
　　细绎孔子的文化观也许能给出一个较完满的解释。“文”在论语中是一个出现非常频繁的词，大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孔子对周“文”表现出了极高的敬意，并且将传承“文”的传统看作自己的使命。“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刘宝楠注谓“文武之道，皆存方册。夫子周游，以所得典籍自随。故此指而言之”。则刘宝楠以为斯文指周代典籍，属于较狭义的精神文化的范畴，每当遭遇困厄之时，孔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文”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孔子对于传承文化传统的自觉。综观《论语》，文之意义不出两类，一是精神文化产品，即文章典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谓“文谓诗书礼乐”。二指文理之文。易大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天文对言，此文是泛指人的礼乐文化。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对，指质的外部形式，也就是君子的外部行为与礼仪。“棘成子日：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动物之毛发为文，亦是文理之文。因此“文”可泛指一切文饰和外部行为方式。孔子明确区分了内在德性与外部礼仪，“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仁是内在的德性，它是礼的基础。以仁行礼，以礼守仁，外部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能通过文化传承下来。
　　孔子虽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但他理解的文化和周代礼乐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可以发展和修正的。“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礼乐相承相因而有损益，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应予废弃。孔子面临的任务是重构礼仪传统，为已经濒临瓦解的古代礼仪注入新的活力，以之作为社会认同和重组社会的基础。众所周知，孔子不仅仅只强调礼的作用，更强调礼乐应建立在仁德的基础上，以仁统礼是孔子重构礼仪传统的根本原则。如三年之丧的传统，孔子并未武断地认为它不可更改，而是强调三年之丧的心理基础，认为它是以父子之爱为根据的，如果你将三年之丧改为期年而觉得心安，你就可以行期年之丧。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它表明孔子并非一味地要保守传统，而他的弟子们对待传统礼乐的态度也表明孔子并未要求他的弟子们盲目地持守传统礼仪，持守某一传统或相反，须看各人内心是否认同。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礼仪的实行并非呆板的千篇一律的，内心的真诚是礼仪行为的本质所在，外部的行为要受内心的仁德的调节，仅仅坚守外部仪式是没有意义的。
　　通观《论语》，重组社会的任务必须通过传统礼仪才能实现，但传统的礼仪是经过孔子重组改造过的礼仪，传统也是经过改造的传统，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传统的名义实现社会认同和社会重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是孔予明确宣宣称自己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周代礼乐。
　　在现代性的神话破灭之后审视孔子对待传统的策略，我们重新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传统就是社会认同的基础，无论是以真理或以权威等别的什么名义建立的传统终归只是传统，即只是一种社会认同，真理也不过是多种形式的传统之一种而已。新实用主义者罗蒂说“前实用主义传统认为人类正在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一个对物理和道德实在的正确表象，我们实用主义者则认为，人类(或至少是进入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疆界并发展了一部分思想和政治自由的那部分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是越来越多的幸福”。罗蒂与所有后现代主义哲学一样否定总体性的绝对真理和道德实在，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只有程度的不同，只是较好与较不好之间的差别。孔子重建传统礼仪的努力正是奠基于天下人都安居乐业的仁的理想之上，就孔子个人而言即是“老者安之，壮者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共处的理想，这个理想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得更好。
　　孔子对传统的重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哲人的睿智，以传统的名义重构社会秩序的确较易于为人所接受，但毕竟缺少了对传统的批判性理解，虽然孔子本人对传统有批判性的取舍，却没有在成为一种主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对传统礼仪的继承占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封建等级体系被简单地代之以德性的等级体系，传统礼仪的等级区别被保留下来，人与人的伦理差别使普世性的伦理成为不可能，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人们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被固定下来成为儒学伦理观的一个重大特征。礼仪的实践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行为是否合乎礼仪要根据各人所处地位决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关系中的每一级都各有其合乎礼仪的行为，他们的伦理责任是不同的，因而任何一种合乎礼仪的行为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孔子的传统观已经开启了权威主义传统观的可能性。
　　
　　二、大一统的需要对权威意识形成的意义
　　
　　无庸讳言，儒学从孔子开始即有某种程度的权威意识，在其心中他所维护的周代礼乐有相当程度的神圣性，但他显然没有盲目地接受和信奉传统礼乐文化。事实上春秋战国是一个逐步从周代宗法制社会解放出来的过程，儒学的发展也恰可以看作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由孔子到孟子，这种趋势表现的非常明显。孔子还对礼坏乐崩的现实痛心疾首，对诸侯的僭越忍无可忍，而孟子却没有对贵族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尊重，相反，孟子完全站在平民的立场上通过尊道重德而企求与贵族集团分庭抗礼，寻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当国君要召见他时他可以托辞不见而且还不加掩饰，在国君要他上朝时却到东郭氏家去吊丧，国君派人在路上要截他去上朝，而他竟躲入景丑氏家。(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孟子坚持有德者为尊，所以平民并不比国君卑贱，无须无条件服从国君，尊卑贵贱是相对的。
　　孟子所讲的礼尤其独特，它不再是维系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工具，而成为平民知识分子寻求自尊的手段，因而孟子的礼重在士礼，是平民在与贵族统治者打交道时获得自尊自信的方式，如在对待统治者的馈赠时就体现得很明显。孟子是平民意识真正觉醒的标志和典型。尽管如此，孟子的思想仍然埋下了权威意识的种子，其最重大的体现是他极力宣扬的王道观。
　　也许孟子是已留存下来强调王霸之别的最早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以仁政为基础的王道观对其理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王道观是中国大一统的基本理论根据，甚至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夷夏之辨，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证明孔子的文化意识直接涉及到治理天下的基础，那就是三代一脉相承的诸夏礼乐文化，但孔子的统一意识并不特别强烈。孟子就不同了，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而把这种苦难归罪于诸侯之间的争战不休，解决的办法就是希望有仁人起来行仁政而实现天下一统。孟子用来说服统治者的基本依据是，只要统治者能行仁政，那么成为一统天下的王者易如反掌，若仅用武力去征服，永远不可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历来的研究者都只是在分析孟子的仁政思想，其统一天下的理想对其理论的重要性似乎被人忽略了。
　　孟子的统一意识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出来，我们举出最重要的一维，即他关于三代王者的大叙事。这一叙事在孟子书中随处可见，兹举两例：
　　“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为后我。民望之，如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
　　尽管各诸侯国是互不相属各自独立的，但在传统上各主要诸侯国是从属于周天子的属国，尽管周天子式微。名义上各诸侯国仍是属国。在人们心中各诸侯国本为一体，因而重归统一便是顺理成章的，各国也都谋求一统天下。孟子的独特性在于对统一天下的途径作了经典的阐述，而同时也是对统一天下的合理性的论证。孟子多次提到“天吏”，认为只有天吏才可以伐人国取人地一统天下，反之则不可以，如齐之取燕即适得其反，遭到诸侯国的围攻。孟子对三代得天下的叙述同时也是对作为治国之道的仁政的论证，这个道即是仁义之道，即是孔子之道，即是得天下治天下之道，这是确立道的权威性的极其重要的步骤之一。
　　不仅是孟子，战国时代各思想家都在寻求统一天下的途径，也许道家除外。统一天下的极为重要的一环是统一的理论基础，孟子通过仁政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其它各派也同样提出了各自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认为统一天下必须实现思想上的认同，其极端的例子是《墨子·尚同》所提出的观念。它以为天下之所以相争不休，是因为人们是非观的纷乱不一，所谓“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所以“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士，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通过百官实现天下一同于义的目的，要求全天下人都做到长上所是，人皆是之，长上所非，人皆非之。后期墨家提出的观点竟然是一种完全以权威为基础实现社会认同的理论，这与墨子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它的确是符合战国末期社会希望统一的大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