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王莽传》详细地记录了王莽利用天命取得帝位的经过。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王莽毒死平帝，选立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这时有人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利用这一人为的符命，“使群公白太后”，王太后明明知道这是王莽以“此诬罔天下”，也无可奈何地让他“居摄践祚”。做了“假皇帝”。三年后，王莽又利用哀章制作的两个铜匮，上有“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于是正式宣布自己“承天命”正式登基，建立了新莽皇朝。
历史上并非只有一个王莽，二千年来每逢改朝换代，图王称霸者大都假借天命，王莽以前有汉高祖刘邦，稍后便是武帝刘秀；连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在举旗反秦前，也要“丹书帛日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史记·陈涉世家》)，表示上应天命。从此沿袭成风，欲罢不能，古老传说或是史籍记载，赵匡胤未成宋太祖、朱元璋还是皇觉寺和尚时，有多少真命天子的异兆脍炙人口?!
神化了的君主，受到中国人民虔诚的顶礼膜拜。于是，历千百年而沉淀为一种传统心态，权威似乎是永恒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固有秩序要稳定，原因就是在位的君主是神的化身，岂能亵渎不敬!万一因为现实政治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或是政治腐败到不可救药，要改变现状，农民是造个神、借个天命，举起武器批判旧世界；士大夫便只能托古改制，借先贤圣王之名进行改革。
先秦诸子已经开了风气之先，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期间，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救世治国之策，儒家是祖述尧舜，墨家是称道大禹，农家甚至追踪神农……，各有所托。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大搞托古改制，王莽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在登上帝位后的变法，处处不离一个“古”字，仿周制改革货币、颁王田令，对抗令者的处罚也效法虞舜，甚至连经济措施、爵位、官名、地名也改得与古制相类，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说他是“动欲慕古，不度时宜”，一昧托古改制也不顾时代的变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可是失败归失败，由于天命在愚昧的中世纪所特具的权威，聪明之士还是不断地假借神光或幽灵来改变现状。托古改制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很深远，连近代圣人康有为还撰有《孔子改制考》，借光孔子倡言实行资产阶级的维新。
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托古改制的言行，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元稽之谈，然而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却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满怀激情的救世的呼吁!明明是创新的发明，偏偏要说是祖传秘方，这便是在家天下政体下畸变了的心态。
(三)臣道趋卑而成奴才
家天下的政体规定了君主必须是专制，也就是君主专制理论奠基人韩非所绝对要求的“权者，君主所独裁也。”(《韩非子·显学》)但是任何君主都无法包揽所有朝政，而是需要各级官吏分别替他办理具体事物，那么也必然会分去皇帝的部分权力，对此必须加以控制，历代皇帝的办法不外是将官吏们的权力尽可能地分散，而且让他们互相箍制。这种对策的发展趋势是君权愈来愈集中，也就是说君主专制的强劲化，与之相应的便是臣道趋卑。
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我们只能摘取最可能威胁君主的相权为例，从管窥中略知大概。秦汉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主管行政、军政与监察，东汉虽仍置三公。天下之政都归于尚书台，但只要掌握关键部门，权势不小，因而秦汉颇出权臣、魏晋南北朝禅代不绝，隋文帝仍是以辅政代周，安坐而攘位。家天下的稳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唐朝形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割相权制度，又设政事堂，参加议决军国大事者亦为相职，同时任相者多则十几人，最高数睿宗时多达27人，相权之分散，从此再无权相篡位的政变。宋代更进一步削弱相权，中书名为宰相，但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台谏官有风闻弹劾的特权，宰相也随时可能被纠谬弹劾。明清两代，宰相制度被取消，皇帝直接行使中央政府的各种权力，明朝由殿阁大学士组成内阁，在制度上不能领导六部，实是为皇帝草拟诏谕的秘书处，人阁被目为拜相、称辅臣，权限已是名不符实；清朝的内阁更加空了，军机处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由皇帝选拔亲信充任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办公厅而已。家天下的政制，至此更趋完善了。君权随着家天下政制的完善而更趋强劲，臣道便相应地趋卑。这在礼遇上反映得最为明显。
汉制，“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汉书·翟方进传》)丞相虽要跪拜皇帝，皇帝也要起立或下车以答礼，待丞相礼毕才就坐或登车，君主与臣僚尚存在相互尊重的礼数。家天下时代，君主是不可能允许臣僚与他平起平坐的，然而东晋元帝曾让王导共坐，成帝幼年时还拜过王导；唐高祖李渊登上帝位，还“多引贵臣同榻”(《1日唐书-刘文静传》)；尽管王导、刘文静都认为这是“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晋书·王导传》)大大不妥，但是毕竟发生过这类为后世目为不可思议的事。
宋朝起，君主对臣僚的礼遇就大不相同。《宋史·范质传》说：“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割子进呈，具言日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寝多，坐论之礼寝废。”这是说，礼遇的降低是臣子自己造成的。但是王定国《闻见近录》所记完全不同：“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座，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那是宋太祖有意要取消“坐论殿上”的礼遇，不过采取的方式几近儿戏，何者属实，只能存疑。不过相臣在殿上失去座位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朱熹为此还发过一通议论：“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叫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并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座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间如何同心理事。”(《朱子语类》卷128)那不是同心理事的问题，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要让臣僚明白，他不能享有与皇上平等的权利，在心理上要有低一等的认识。
明清时代对臣僚的礼遇更是一落千丈。明代盛行廷杖，对官吏的礼遇可以说是荡然无剩了。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名臣言行录叙》中论断：“明之为治，未曾逊于汉唐也。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动以法制束缚之，盖有才而不能治也。”其实还不是法制的束缚，廷杖的滥施，如正德时百官谏南巡，触怒了皇帝，廷杖的一百三十七人，最多的受杖八十，其余的五十、四十、三十不等，有的立毙杖下。朝臣之动辄得咎，莫过于此，既然连进谏都要受杖，还谈得上什么有才而不能治?嘉靖三年(1524)胡世庸上了篇谏廷杖的疏，他说：“廷臣有罪，宜悉下司寇问理…。若乃廷辱之以箠楚，……传播天下，书之史册，鞭朴行于朝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圣德之美焉。”(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已经点出了廷杖实是对士大夫自尊心的侮辱。我国士大夫是讲究“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道德信条的，现在由皇帝亲自侮辱了，心灵上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这是家天下政制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宽容些说，家天下政体下的官吏，充其量也只是君主家中的奴仆而已，所以清朝满官对皇上便自称奴才，多么形象而入木三分。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高踞小民头上作威作福，似乎是不可一世。但在天威难测的皇帝面前，却是毫无尊严的奴才，这是历经二千年的磨难，必须承认却又不想承认的畸变了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