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中国；“家天下”；心态畸变
“家天下”政治体制，源远流长，它起步于战国，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秦帝国建立时，已经初算大备。也就是说，它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萌发、确立同步的。从此一直沿袭不变，与封建社会同始终。中国人民在家天下的政体下生活了二千多年，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心态在不知不觉中有所畸变，认为是理所当然。
(一)天下乃一人的天下
封建帝王以天下为一人的私产，秦始皇说得最明白：“朕为始皇帝，后世以世计，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朝继起，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已经在君臣内心的深处生了根，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史记·高祖纪》里载有两件史实，一是汉高祖东击韩王信回到长安，见萧何营作的未央宫豪华过度，怒而责备萧何，萧何辩解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换来的是“高祖大悦”；二是天下初定，汉高祖得意之余，对他的父亲太公说：“始大人曾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之所就，孰与仲多?”都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个人的私产。
天下既是天子一人所私有，当然再也不可能有禅让之说。汉宣帝时宦官用事，司隶校尉盖宽饶在奏章中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对官天下传贤的肯定，又是治国不得其人的要下台征是不避嫌疑的忠谏。然而宣帝目为怨谤，朝议定盖宽饶“意欲求禅，大逆不道”，盖宽饶只得“引佩刀自刭北阙下。”(《汉书·盖宽饶传》)
国就是帝王的家产，已成为时人的共识。原隋太原留守李渊在次子李世民怂恿起兵反隋时，对李世民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晚至明太祖登帝位后，曾“募有与己禄命者，得江阴X。君至，将杀之。既见，一野叟耳。问何以为生?曰：惟养蜂十三笼，取其蜜以自给。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谢肇淛《五杂俎》卷6)将老百姓比作蜜蜂，十三行省是他的蜂笼，布政使成了他家的养蜂人。由此可见，旧社会把地方官称为牧民官，也就是把老百姓当作皇上的牛羊，供他一人的驱使、享用，是他的财产。天下乃一人的天下，此观念在我国由来时久，从而根深蒂固。
于是，家天下的现实使人们心态产生了畸变。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的支配一切的权力。官僚士大夫们懂得最快，因为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只有大树特树皇帝的绝对权威，对小民的统治秩序才能巩固，他们也才能分得大大小小的一杯羹。所以他们甘心情愿地、诚惶诚恐地拥戴他们的皇上，无论他是暴君、昏君，或是小儿、白痴。这样，便使君位具有不可转换性，君权有了不可分割性。这种观念之深，直到太平天国时，仍铭刻在革命队伍中的君臣心中，如周际玱《建天京于金陵论》中说：“一人垂拱于上，万民成归于下”，天王是独一无二的君主，比金字塔尖还要狭，最高权力之位只容得一人。决不允许分割，至于管不管事却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垂拱即可；吴容宽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则说：“兹我天王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威咸知”，更认为既然是主子，当然说一不二，人人都得服从。这些固然是文人的颂词，但洪秀全的《幼学诗》内已规定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连近代农民革命领袖都有这样强烈的帝王专制观念，遑论其他!
官吏也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韩非说得好，“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君臣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但是在儒家礼义思想的教化下，君臣关系净化了，东汉学者班固的说法便不同，他从官吏年老退休的角度看君臣关系：“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跛踌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自虎通义·致仕》)。官吏年老退休不是颐养天年，而是再也无法效劳尽忠了。所以忠于一姓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桀犬吠尧”成为一句流传广泛的名句，西汉邹阳《狱中上吴王书》中说：“桀之狗可使吠尧”；《元曲选》中有曲《赚蒯通》，写蒯通对萧何说：“丞相，你岂不知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各为其主，只要忠于一姓，管他是暴君夏桀，还是圣君唐尧，都被誉为忠臣而受到赞扬。无论是正史抑或古典文学作品，讴歌他们的够多了。
家天下体制下，“朕即国家”，法律屈从皇帝，并不令人诧异。汉代杜周有段十分精辟的议论，有人批评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当时杜周的官职为廷尉，为最高司法长官，对此，他回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皇帝的话就是法，一言道出了家天下的内涵，是畸变了的心态。所以冒犯君主的后果极为严重，汉初大臣周勃拥立文帝，后来因为引起君主的怀疑，也曾下过狱。他的儿子周亚夫，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功在社稷，但是因为遵守高祖“非有功不得侯”的誓约，抵制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得罪了皇帝。周亚夫免相后被诬下狱，廷尉迎合景帝的心意，居然定他谋反大罪，根据是他“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楣五百被可了葬者”，为其父周勃买了些陪葬的武器，治狱吏的理由是“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结果，周亚夫呕血死在狱中。家天下的政体，专制君主威权无限，“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汉书·刑法志》)高官显宦也只有奉承讨好来换得生存与富贵，谁再敢有丝毫的违反帝王意旨的言行、想法!汉律里也就有了“大不敬”罪，凡是触犯皇帝的名字、议论死去的皇帝，都有罪，甚至繁碎到“奉诏不敬”、“奉使不敬”、“犯跸不敬”、“征召不到大不敬”、“干犯乘舆大不敬”、“坐骑至司马门不敬”等，重判可以弃市，把皇帝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这就是家天下的法律。
家天下是一人的天下，皇帝是所有臣民的独一无二的主子，自然只该诚惶诚恐的俯首贴耳的盲目服从。
(二)君主的神化与天命、托古
家天下既是一人的天下，君权便被推到至高无上的顶峰。不仅皇帝可以支配整个社会，官吏作为皇帝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也在其管辖内拥有极大的支配权，而被老百姓形象地呼为土皇帝。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而权大于法，只能是个“人治”的社会，而与“法治”无缘。
“人治”的世界里，人们注目的焦点是人而不是法。然而人却无法彻底慑服人，需要将统治者“神化”。于是而有造神运动，这是官僚士大夫最为热衷的大事，只要将皇帝先神化了，大小官吏自然也变得与凡人不同。《汉书·高帝纪》多写刘邦为真命天子的异兆，如“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把刘邦说成是龙种神子。又如，刘邦夜行泽中，醉斩当道之蛇，后有神人化为老妪夜哭，说是“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刘邦不仅是天帝之子，而且兴汉灭秦乃是天命所走。而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汉室，图滋符命，更是层出不穷，“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应二十八宿”(《后汉书·马武传》)，这是东汉时人的看法，风云际会的帝王辅佐，都是天上星宿下凡的。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话，可以说弥漫着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中，还充斥着地上官吏乃天上星宿下凡的成语，皇帝是紫微星，辅佐他的文有文曲星、武有武曲星。造神运动，绵延不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