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主张文章切于世用，自然还与他有能力将文章施于世教有关。宋史载“(真德秀)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他的资历、声望与政绩，使他能于时政多有所建言，所以在其诸文体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奏疏。据《宋史·儒林传》说，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真德秀之奏疏，也非浪得虚名。如《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一》，虽套用汉儒以灾异刺时政的形式，但无汉儒之迂执，急言竭论，锋芒所至，无所避讳。其《对越甲乙稿》中，确实有不少正心诚意等“高远之论”，不过一旦涉及时事，无论言事变倚伏，言人心向背，言疆埸安危，言邻寇动静等，往往能指出问题结症之所在，沉实稳健，论断确凿，颇具远见卓识。所以魏了翁说：“大抵公前后论奏，诚积而气和，辞平而理畅。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难，而闻者不敢怨；至于敌情之真伪、强场之虚实，盖出于素讲夙定，非剽袭流闻之比。故自嘉定以来，凡所论建，至端平后，炳知蓍蔡之先几，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
真德秀其他文体，也大多能“辞平而理畅”。但序记、书跋之类，语辞平直则乏文采，言理过多则文气弱。就选题而言，多为祠堂记、书院记、学田记、厅壁记之类，即使赠序，主旨也不离修养心性；就表述而言，其序、记之作，多叙述，多转引，无所顿挫，而说理亦无所新人耳目，故不足于激发人心。真德秀之文，平直有余而无浑浩之气，无雄奇之势，无顿挫跌宕之美，故不为后人所赏识。有人将其与魏了翁同纳入道学辞章派，似乎未为的论。比较而言，他的题跋文字，随手写来，不乏清新之作。其可爱之处，在于他未全力为之，不无游戏心态，故将他通常写作一篇、一部的感受，寥寥数语引发，就嘎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便与他奏疏中言必意尽而后止、不敢自放于绳墨规矩之外的行文风格迥异，效果也自然不同。
四
魏了翁自称与真德秀出处相似，志同气合，海内寡二。不过魏了翁似乎更具有英豪之气，这也就是《宋史·儒林传》所说的“英悟绝出”。他也讲“敷求硕儒”、“开阐正学”、“正心养心”等，但并不墨守朱学，认为“朱氏诸儒之学，纵某言之，亦不过巢说，未敢容易言之”。他还对程朱之学的庸俗化、功利化趋势不无忧虑。他主张“参酌诸经，不一一袭其说，惟是之从”。这使魏了翁的思想相对更为开放，如全祖望所言：“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亨，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傍目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而已。”
鹤山的文学思想相应也更为通达。他也把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性、命、气、道，把作家的道德涵养放在首位。同时，他又不将文辞与道德涵养判然分开，并不视文辞为无物，肯定优秀的文学家大都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其作品都是他们情性的自然流溢。这就与作文害道论区别开来了。他称赞韩愈“为文法度劲正，迫近盘诰，宛然有王者之法”；颂扬陶渊明“有谢康乐之忠而勇退过之，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疏。此岂小小进退所能窥其际邪?先儒所谓‘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者，陶公有焉”等，都可见出其基本的文学观念。事实上，这也是南宋后期开始出现的义理与辞章相融合的思潮的反映。
魏了翁以古文家章法传述道学家观念的作品，主要为序记、题跋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承接欧、苏遗风，纡徐宽平，澜翻不穷，反复以致其意，无毫发之遗，明白晓畅。如《雅州振文堂記》述雅安兴学以得人文之正；《彭节斋記》叙彭君守节抗叛，誓死不渝；《眉州新开环湖記》赞临邛政通人和、景美人怡；《眉州戴英堂記》颂眉州群英流芳后世等，无不究悉物情，优柔平易，曲折畅达，或清新俊逸有余味，或纡徐含蓄可深思。此外，他的不少奏议陈风俗之弊，论救世之术，明而不晦，达而不滞，醇厚雍容。四库馆臣所谓“其根柢极为深厚。故自中年后，笃志经术，造诣精粹，所作醇正有法，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无讲学者空口板腐之病”，即针对这些作品而言。
但魏了翁散文的特色并不在于醇正有法。吴渊曾经说过：“公(魏了翁)文视西山而理致同，醇丽有体同，而豪赡雅健则所自得。”魏了翁散文与真德秀等诸多道学家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的慷慨豪迈之气。其序记、题跋之类，虽多平正，但亦有跌宕激昂者。李慈铭曾列举《鹤山集》题跋四十五篇，认为它们“皆足以考证宋事，深裨史学。其文亦多慷慨激昂，往往引《诗》以咏叹之，有周秦之遗风”。所谓“周秦遗风”，便是指行文有个性，有自家在内，而外溢为奇气。这种豪气并非完全由后天训练而成，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禀赋不无关联。四库馆臣早就指出：“了翁年十五时，为《韩愈论》，抑扬顿挫，已有作者之风。”后来魏了翁对韩愈的尊崇，包括发挥韩愈韩愈“气盛言宜”之说，宣扬如“辞虽末枝，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等，或多或少受到他早年禀赋的影响。魏了翁最有个性的文章，也多是渗透了其豪迈慷慨之气的奏疏等。这些作品，雄肆博辩，奔放浩荡，气势纵横，不可羁勒。其早年对策，奇气有所发泄，即被有司视为狂妄。嗣后他“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口，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故上书建言，无所回避，直述事情，言人所难，溢气坌涌，又被劾为欺世盗名，朋邪谤国。他所遭受的种种打击，实是其文发辞偏宕、义气鼓荡所致。如其《论士大夫风俗》针砭世态，淋漓尽致。至于论救国之术以讲学固本为重，或不失道学家之迂阔，行文也是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动辄数千言，能将穷经之旨发于遒劲之辞，故纪昀等人目其为文章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