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本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对文章之道尤为关注。考亭一派在文章创作上亦不无特色，他们崇尚自然、平易、朴淡的风格，行文质实，不事雕琢，用语但俗，无所润泽。由于禀赋不同，旨趣有所偏重，考亭学者的文风也难免存在差异。相对而言，黄鞣醇正。陈淳笃实，真德秀继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风，魏了翁发挥了朱熹的卓荦之气。

　　关键词：南宋；朱熹；考亭学派；散文艺术
　　
　　朱熹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授，一生四处建精舍、创书院，讲学、刻书、立祠，广收门徒。朱熹弟子中，蔡元定、蔡沈、黄棘、陈淳等人对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再传或私淑弟子如真德秀与魏了翁等，对朱熹思想走向正统化居功至伟。元朝以降，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即使一些不仕者私奉其学，但其学派意义已基本消失。要对考亭学派的散文风格有所阐发，朱熹之外，当以黄口、陈淳、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为典范。《庆元党禁》沦朱熹一派文章为“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所谓“偏枯”，其实就是指他们的行文质实，不事雕琢；所谓“险怪”，亦即用语俚俗，无所润泽，异于时文。朱熹一派，大多发挥了儒家平正质实的一面，文风之醇实毋庸置疑。不过，同以平淡、质实、醇和、中正为宗，同样是阐发心性、讨论性天，由于作者禀赋不同，旨趣有所偏重，文章的风格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
　　
　　黄榦少从朱熹，深受其倚重。后来，朱熹把女儿嫁给他，希望代为讲习。朱熹临终之时，还有以衣钵授之、薪火相传之意。在朱熹诸弟子中，黄棘最能坚守师说，始终不贰，并把师道的传承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黄棘之文，也颇为醇正，态度温和，语气平直，缓缓道来，毫无焦躁之气，故纪昀等评论说：“其文章大致质直，不事雕饰，虽笔力未为挺拔，而气体醇实，要不失为儒者之言。”
　　黄榦进一步强化了朱熹内省的倾向，把立德放在首要位置。他在《黄西坡文集序》一文中指出：“善学者先立其本，文词之末，达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务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见其能工也。”他所写的文章，触目尽是性理之辨、修身之说，书牍之文如此，序跋之文如此，连历来颇具文学性的记体文字也无例外。如论《杨恭老敬义堂记》论“敬”、“义”对存养省察的必要性，《郑次山怡阁记》论兄弟之谊的重要性，《家恭伯重斋记》论为学之要在用力于“《大学》之道”。至于学记、祠堂记、书院记更是教诲之词连篇累牍。同为写莲，周敦颐的《爱莲说》写得风神卓越，情致盎然。黄榦之《郭圣予瑞莲堂记》，直述其事，直陈其理，毫无婉曲，一览无遗，了无情趣，与《爱莲说》在艺术上的距离之大，自不可以道里计。其言时事，也少径遂直陈，为文力求温厚柔和，往往多方铺垫，以转引出所论之事。如其《右门拟与两浙陈运判》述浙西之民困苦之状，以期待有司有所改正。但书信先顾左右而言它，未敢直陈。其后左转右转，牵引到所言之事，又轻轻一笔略过，随即引经据典加以表白，惟恐直露疏狂。南宋文所受的“平弱”之讥，纪昀等所言“笔力未为挺拔”，都由此可见一斑。但黄榦深知“致知、主敬两事，相为经纬”。他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践履，强调务实，在南宋诸儒中，又以政务著称，并因此屡受排挤。作为实干家，黄榦所论多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其行文虽平直而不肤滥，虽略嫌板滞而不迂远，虽多缓和之语，间或亦有愤激之时，如其《与李珏书》，连《宋史》本传也以为其言激切。黄榦书信、题跋虽多平实，不露声色，但不乏神采飞扬、豪气干云之作，如《复李军使书》称颂对方“陈义慷慨，词气奋厉，如惊湍怒涛，汹涌奔放，不可涯涘”，其信亦仿佛之，顾盼自若，熠熠生辉。
　　
　　二
　　
　　陈淳是朱熹晚年的高足。朱熹晚年讲学，多次写信招致。陈淳一生致力于训童与讲学，偏居一隅，生活一直极为平淡，其主要精力都用于读书思辨。《宋史》本传称他“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长期的训蒙生涯和读书生活。让陈淳训练出了极强的概括能力，他对“道之体统，师友之渊源，用功之节目，读书之次序”颇为熟谙，既“叹陆、张、王，学问无源，全用禅家宗旨，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不由穷理格物，而欲径造上达之境，反托圣门以自标榜”，所以亦“坚守师傅，不失尺寸”，在朱门中维护师道最为用心。其所著文章，大旨都在辨明儒释之别，以针砭金华一派。“篇篇探心法之渊源，字字究性学之蕴。”即以记、序而论，所作均为《贯斋记》、《仁智堂记》、《韶州州学师道堂记》之类，阐发圣教，从无旁逸斜出。
　　在文学思想上，陈淳也最为坚守理学家立场。他曾总结出读书之法，其《北溪大全集·叙述》即认为“须字字句句晓其文义，然后通全章以会其旨归文义。旨归既通，然后吟哦讽诵以玩其底蕴。固不可只皮肤上浅浅猎涉，亦不可就字旁生枝节支离。但虚心玩味，浃洽日久，自然有得。”读书要求循序渐进，作文也注重条贯通达，意思清楚明了。他以传朱子之道、授儒家之业己任，为求随事辨诘，毫发不遗，出语极其直白。如其《佛老》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不褊不躁，平白质实，使人读之一目了然。“训童”的心得，使他认识到经书“字艰而文涩，非幼学之便”，他由此成功地编纂了两部儿童读物《启蒙初诵》与《训童雅言》。他也把这种浅显直露的写作习惯带进书、序、记等诸文体当中。所以王环翁序其《北溪大全集》，认为陈淳所作，不仅是对孟子、程朱之道的承接，而且还是对其“矢口成言，下笔成书”写作方式的发扬。王环翁反复强调：“读先生之文，当如菽粟布帛，可以济乎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驰骤，连篇累牍风形月状。能切日用乎否。”纪昀等^也说：“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眙怖。……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
　　
　　三
　　
　　真德秀与魏了翁为朱熹之后南宋最为重要的理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二人“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在文学方面，两人也对朱熹的文学观念各有所承又相互补充。朱熹论文，既以平正为宗，又标举奇伟；虽重道，亦不完全忽视古文艺术。故其文章，从容自适之中，不乏豪宕之气。相对而言，真德秀更强调文章之用，更多地继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风；魏了翁则更具原刨性，更多地发挥了朱熹的卓荦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