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算命、占卜、禁忌等宗教性活动、情感，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强心剂”、“镇静剂”，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对前景充满信心。在天、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上至君主帝王，下及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占卜，以窥知“天意’圾个人命运，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唐末，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时年二十四岁，颇受董昌倚重。一日，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途经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钱镠因请瞽者看(摸)相。瞽者摸后，竟无一言。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时已日暮，相者仍在桥所。钱镠遂贽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钱镠)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间，竟绝踪迹。”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可见钱镠“骨法”确乎与众不同；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非常人”、“贵人”，前程无可限量。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
战争期间，每遇挫折，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向术士探知前事。在他的幕府中，就有专职的占候者，如叶简，“善占候，尤精风角，武肃王(钱镠)辟居幕中”；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钱镠仓猝率师平叛。在胜负未分，前途未卜之时，钱镠忧心如焚，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据载：“初，王(钱镠)行至龙泉，闻变，召李成占之。(李成)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州)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封王建国以后，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表现在：
(一)通过封神建庙、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藉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天祜四年(907)四月，朱温“受唐禅”，改元“开平”，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五月，后梁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钱镠认为，自己霸业的成功，“启吴越之双封，为东南之盟主”，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因此，成功之后，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酬谢”。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崇福侯”，就是酬神之一举。在《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中，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冥力护持”相联系，谓：“今当吴越双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阴骘，冥力护持。神既助今日之光荣，予亦报幽灵之焕耀”。天宝元年(908)九月，后梁应钱镠之奏请，“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据说，“仁果常以阴兵助王(钱镠)。王崇报之，请封于(后)梁，且令请州皆立庙。”天宝二年五月，钱缪亲巡苏州，“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李明为唐太宗子。据说，“淮人围姑苏时，守将祷于其庙，(敌军)辄自溃去，故加封焉”。同年，“命建双仁祠，祀唐颜真卿，以从父兄杲卿并飨”。天宝十年(917)，“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次年十一月，“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封(朱)彻通灵侯”。天宝十二年(919)，“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等等。宝正六年(931)十一月，钱镠临死前一年，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氏)灵德王庙。据《一统志》记载，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钱镠曾祈祷有应，故请封显德王，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己呈颓坏之象，钱镠因此重加修整。在《庙记》中，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隲之匡扶，唯冀明神，永安缔构，禀元化而口垂恩福，镇土疆而阴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同时为民众提供“请福祈恩之所”，期望“后来贤彦知士，精敬神明”，有助于维持吴越国的社会治安。叫戋缪修建神庙，奏封王侯，实质在于说明其如今获得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神授”的。他认为王权抹上了神圣的色彩，就可以长久得以维持。这就是钱镠每获加官晋爵，常伴有宗教活动的奥秘所在。
(二)以“骨法”选拔治国人才。“骨法”是古代相人术的一种。相人术是通过相人之形貌气色而预测其才能高下、命运吉凶之术。相人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相人术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天帝命定信仰，亦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天人相副”：既然人的才能、命运都是由天注定的，因而，上天在赋予各人面貌、形态方面，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故而通过人的面貌形态，即可窥知此人的才能、品性及其福禄。正如东汉学者王充所言：“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充：《论衡·骨相》)钱镠不仅深信相人之术，曾请相者算命，而且其本人对相人术也有钻研，尤精“骨法”相人术。在统兵作战过程中，他常用“骨法”之术相人、用人。建国之后，通过“骨法”选人、用人仍是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什国春秋》卷七八《武良肃王世家下》载，建国之初，为了从北方流移而来的人士中挑选贤能，钱镠曾派遣数十名画工居于淞江边，称为“挛手校尉”，职责是“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者用之”。画工对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显然不可能(其时北方战乱，流移南来者众多)；很可能是画工根据钱镠的“骨法”之术，将“骨法”特异者描画下来，供钱镠选择任用。《十国春秋》卷八六林鼎传又载，林鼎谒武肃王钱镠，钱镠辟为文穆王(钱镠子钱元瑾)幕府。文穆王因为林鼎有卓越之才，多次向父王钱镠推荐，都不见任用；一次又上密表推荐，钱镠这才道出不重用林鼎的原因。“武肃王日：‘(林)鼎骨法非常，真辅相器。然我不骤贵者，欲汝贵之，庶尽心于汝也。’”原来，钱镠是从长计议，让文穆王继位后再重用林鼎，林鼎就会因为感恩而竭心尽智效力于文穆王，为吴越国政治服务。其后，林鼎成为吴越国重要丞相，似乎证明了钱镠的“骨法”之术的“灵验”。又如曹仲达，“道过钱塘，武肃王奇其貌，遂以王妹俪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及建国，拜丞相”。
(三)将祭祀、巫术应用于生产领域，以激励、凝聚民心，发展经济。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因此，祭祀、巫术等宗教活动也常常用于生产领域，以祈求风调雨顺，灾害消除，五谷丰登。在吴越国历史上，用于生产领域的祭祀、巫术活动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祭祀驱虫。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如蝗灾等)之时，人无力抗衡抵御，又不甘束手旁观，便进行祭祀，冀望神灵助佑，禳除灾害。据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充塞之。王(钱镠)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坠浙江而死。”偶然的一场大风令无数蝗虫折翼溺毙江中，似乎显示了祭祀的“灵验”。实际上，此类祭祀活动还另有其政治意义：祭祀不灵，也显示了统治者忧国忧民，有励精图治之志；祭祀“灵验”，则显示了统治者具有神性，故得上天(神)保佑——无论如何都有利于凝聚民心。
2．以巫术协助筑塘。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征集民夫，于候潮门外筑捍海塘。这是一项对吴越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又异常艰难的水利工程。“初定基时，王(钱镠)困苦为江涛怒潮，水急湍流，昼夜冲激沙岸，版筑不能就”。经过失败之后，为了激励民心，钱镠利用民众的崇神心理，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祈祷、厌胜等宗教仪式。且不探究流潮的转向是否真是祈祷、厌胜所致；可以断言，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大大鼓舞了民夫筑塘捍海的干劲，终将捍海大堤筑就。捍海塘(堤)的筑成，为吴越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钱镠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在他的统治下，东南一隅出现了局部统一局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吴越国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发展，文化趋向繁荣。因此，钱镠不仅在吴越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钱镠对国情民情有清醒的认识，他善于借助种种宗教的手段，不仅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同时又充分刺激和调动了士卒作战和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为其霸业的成功及史册留名奠定了良好基础。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不仅对钱镠本人有重要影响，对吴越围历史也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