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柳宗元在永州流放期间，写出了不少以旅游罱观为特色的佳作名篇，并形成了“观游”可以纯粹身心，“观游”应“以我为主宰”，“观游”是“为政之具”和独特的“观游”审美思想等。这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对于当令永州旅游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柳宗元；“观游”思想；永州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官宦、书香门第世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饱读历代名家山水游记等名篇，积累了丰厚的旅游审美知识；他从小跟随父辈们游学于天下，见识各地的文人墨客。其后他人仕从政，历游长安附近，特别是805年，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到远离长安的永州、柳州。仕途不得志自身又多疾病，不得已哿隋于山水，至818年止，写下了大量的游记散文，包括：《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等共25篇，分别在永州、柳州、邕州、桂州等地成文，其创作时间达14年之久。而永州作为相对落后的地区，是历代贬谪人士较为集中之地，唐代更是如此，贬谪永州地区的文士数量较多，情况复杂，柳宗元的写作内容多是其在永州的亲身经历，并非梦游和神游之作。
　　从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可发现其作品不仅有着卓越的艺术特色，而且还有着独具一格的“观游”思想。“观游”，即游中有观，观中有游，彼此交叉，以“游”为重，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观游”可以纯粹身心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孔子实则是把人性与山水的自然性联系在一起了。距孔子一千多年后的唐代，柳宗元将这个命题进一步提出人的心理活动同自然环境的联系，认为山水风景不仅予人以视觉和听觉感受，而且也能陶冶情操，纯粹身心，颐养情性，使人在自然文化和艺术境界中与万物交融，乃至臻于忘我。
　　柳宗元在《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中写道：“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这种使人美感的自然胜地得到人去居住，在人的意境中，山好象增高了，水也好象豁然宽广了，堂屋似乎又新又大了。他认为，人在感受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便会产生“交相赞”的美感效应。按柳宗元的说法，人在这种美的自然环境中，“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掳幽发粹，日与之娱”。那么，人的品德行为就会日益增高，文笔就会日益犹峻，对世界事物规律(道)的认识，也就会日益扩大和深入(“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在《零陵薛陵三亭记》中写道：“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即一个人若总是处在单一的或不舒畅的情境气氛中，便感心烦，心一烦，思虑就乱；若总是视野不宽，他的意向活动也就常常受阻，意志消沉，做什么事情都心灰意懒，出现病态心理，不是颓废无所作为，便是无端闹事、酗酒、殴斗，给人类带来不幸。若改变生活环境，虑乱、滞志也将会缓解或消除，所以观光旅游，就成为人的心理需要。柳宗元贬永州，初住龙兴寺，感到“居昧昧也”(《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后来改变环境，“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开窗一望，远水近林，江流帆影，尽入眼帘，心情顿觉“舍大暗为光明”，愁绪不禁为之宽解。嗣后，他寄情山水，并提出“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与造物者游”，(《始得西山宴游记》)，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
　　
　　二、“观游”应“以我为主宰”
　　
　　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谈到贬居永州，乘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时说：“日与其徒上高山，人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他认为作为审美主体的我，在心物交感中起着主导作用。我的喜怒哀乐之情，投射到物上，物也产生了与我相契合的状态，物也能听从我的调度。人感到物仿佛成为自己的象征。柳宗元“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盖出于此。由于“我”的审美心理，才会感觉西山风物的奇怪、独特。作者在以我观物的过程中，连续用人、穷、到、披、倾、卧、起、归等富于动态的字，塑造“我”的观游状态和形象，并突出了审美心理的特殊品种——梦的描绘。这就把“我”提升到新的境界。不是平庸的我，而是超凡脱俗的我。这样才能妙悟万物，心物交感，物我一体。
　　“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人。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这是神与物游、情与景会、物我同一的无迹境界。在观游过程中，必须以虚静的心去拥抱万物，并发挥通感的作用，使感觉器官一道参与。可见，视觉、听觉、感觉、知觉、协调一致，充分发挥想象作用，从而使审美者获得最大的愉悦。
　　
　　三、“观游”是“为政之具”
　　
　　柳宗元作为政治家，自始至终关心着天下之政治，即使心身遭受重大打击也未放弃，而且他还很自然地想到如何让旅游与政治结合起来，于是他提出了“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的思想。他认为，“观游”有利于为政。柳宗元批评了“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的错误观念，提出为政之道是让人们能够一张一弛，认为“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同时他认为旅游能让人们有精神休闲，放松心情，是人心理上的需要，与整个社会的安宁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关。柳宗元提出观游是“为政之具”，把旅游与为政建设联系起来，用以安定社稷。能使社会上那些胡作非为，想入非非的“乱虑”和意向虚无、意志消沉的“滞志”病态心理，无法容人非法越轨行为，这样社稷才得以安宁。柳宗元还列举了古代裨谌善于与诸侯交往，常乘车以适野，往往获得成效，宓不齐为单父县令，鸣琴不下堂，单父地方治得很好，“故人和政多暇，山是徘徊此山，以寄胜概”。因此，他认为善于为政者必须重视这一社会性的需要，要有发展地方旅游的观念，要重视当地的旅游文化设施的建设，“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观以游目，偶亭以展声，弥望极顾，莫究其往”。这也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好办法，他认为：“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府仰，可以晏乐，既成，很羡财，可以为食本，月权其赢，羞膳以充……礼仪笑语，讲议往复，始会政事之要。”接下来，柳宗元提出了为政者要善于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观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