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思想情感指向上。中晚唐咏史诗多是深刻警醒的规讽与批判。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时，随着文人由辞赋型到知识型人格范式的转换，中晚唐咏史诗能够以思辨的眼光。反思政治、历史问题，推翻前案，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另外，在时代环境、氛围，特别是佛禅“空”性思想影响下。又弥漫着浓烈的伤悼之情，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体生命哲理意识。

　　关键词：中晚唐；咏史诗；思想情感指向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诗歌题材类型。它以古人、古事与古迹为题材或感触点，对之进行吟咏、思索，以表达思想感情、认识。其创作源远流长。汉代班固的《咏史》标志着此类诗歌的形成。其后西晋左思《咏史》八首、东晋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南朝颜延之《五君咏》等诸家作品各有特色，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讲，前代作家大多借咏史来表达主体情志，内涵比较单一。如左思、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多通过咏古，抒发有志不遇、仕途蹭蹬的郁愤不平之音。同时，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以士族为主体。而士族则“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缺乏关注现实的精神，导致咏史这一现实性很强的诗体，与玄言、山水田园、宫体等诗歌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创作量较少。因此前代的咏史诗很难形成一定的时代性思想情感指向。到了中晚唐时期，由于衰微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关于此点，笔者另有《试沦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卜文)，咏史创作进入了非常繁荣的时期，表既出特定的思想情感取向。
　　从创作主体上，与魏晋南北朝出身世族的文人相比，唐代文人大多出身寒门，更为关注社会状况，具有注重、批判现实的品格。而中晚唐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已没有初盛唐的昂扬向上、开明恢弘的格局，而是国力衰微，政治腐朽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期的文人便自然摆脱了抒发个人情志的狭隘主题，开始以冷峻深沉的笔触去批判、讽刺现实与政治，直接揭露社会政治中的奸臣当道、藩镇割据等重大问题，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如秦韬玉《读五侯传》(《全唐诗》卷六七○)：
　　汉亡金镜道将衰，便有奸臣竞佐时。
　　专国只夸兄弟贵，举家谁念子孙危。
　　后宫得宠人争附，前殿陈诚帝不疑。
　　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
　　“五侯”是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等兄弟五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记载他们：“臧累钜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筦朝政，……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此诗对他们作了深刻批判，指出在汉运衰微之际，便会有奸臣佐时。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富贵着想，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可以说，此诗明显地是为中晚唐时奸臣当道、祸乱朝政而发，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曹邺《秦后作》对秦朝分崩离析后军阀割据与混战予以抨击，认为军阀们“空持拔山志，欲夺天地德”，导致黎民百姓无辜受难，社会秩序混乱，使民族陷入了严重灾难中。“父母骨成薪，虫蛇自相食。鼎乱阴阳疑，战尽鬼神力。东郊龙见血，九土玄黄色。鼙鼓裂二景，妖星动中国……徒流杀人血，神器终不忒。”(《全唐诗》卷五九三)可以说向统治者一味姑息藩镇敲响了警钟。
　　然而，从总体上，此时期的咏史诗更集中地指向了对君主的规讽与批判。面对昏庸无能、荒淫浮糜的君主，诗人们深感仅以直书现实的写法，已难以唤醒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唯有超越现实而触及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国破家亡这一严重后果，才能对迷蒙中的君主起到警醒作用。这样，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更多地走进了诗人们的视野。春秋时的吴王、南朝诸君、隋炀帝等自然地成为共咏对象。而本朝玄宗时代的兴衰成败，则是更好的当代明证：励精图治可以兴国，而荒淫腐朽必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如，李绅的《姑苏台杂句》(《全唐诗》卷四八二)，是有感于“越王黄献吴王黄金楼楣，吴王因造姑苏台，因献楣，遂以黄金尽饰楼，以破其国”(《姑苏台杂句序》)之事，怀古而作。诗作以流丽跌宕的笔势，写吴王荒淫无道，沉溺女色：“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姑苏百尺晓铺开，楼楣尽化黄金台。”最终的结果是：“歌清管咽欢未极，越师戈甲浮江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实际上是讽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又如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其五：“兵围粱殿紧瓯破，火发陈宫玉树摧。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全唐诗》卷六三三)。借南朝梁、陈亡国事，影射唐王朝几被黄巢农民起义军推翻，僖宗逃奔，认为深层原因不在于奸佞误国，而主要是君主自身的问题。可以说，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再如张祜《马嵬坡》：“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全唐诗》卷五一一)直接以玄宗史事人诗，委婉地指出造成銮舆播迁、军民离心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崇溺贵妃，荒淫误国。对统治者的规谏、批判自寓其中。
　　但中晚唐咏史诗并没有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批判中，而是蕴涵着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人格范式上，中晚唐文人已经由初盛唐的才子辞赋型，转变为学者知识型，能够以知识分子理性思辨的能力，去审视、反思问题。因此，对于历史，诗人们多不再以韵体的方式进行叙述、慨叹，很少以古人自拟、自比，抒发个体情怀，而是从前代翻覆迭变的表面现象中，透视人生成败、历史兴亡的真正原因；或者摆脱人云亦云的历史陈说，烛微探幽，对历史事实作一种假设性思考，予以翻案，另发新见。这样史论体、翻案体咏史诗应运而生。
　　从总体上讲，此时期反思的焦点集中于前代政治得失、国家兴亡上。朱庆馀的《长城》：“秦帝防胡虏，关心倍可嗟。一人如有德，四海尽为家。”(《全唐诗》卷五一五)指出为君者应当以德治理天下，这样就会四海为家，天下太平，边关防御问题也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李山甫的《上元怀古》其一：“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全唐诗》卷六四三)诗人一反由古迹场景的描写而感怀历史沧桑的写作模式，在一种探究历史的自觉意识下，追问南朝兴亡的真正原因，认为南朝天子荒淫风流，不知道国运主要由内修道德来决定，而试图依靠长江天险等外在防守，致使国破家亡，繁华不在，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探索意识，是典型的史论体。
　　中国史学发达，对历史胜事、往哲前贤多有共识、成说。然而，中晚唐诗人则有意地摆脱了成说的藩篱，对历史进行反思、审视，推翻旧论，另立新说，开创了翻案体，使此时期的咏史诗呈现出独特风貌。如王叡《解昭君怨》(《全唐诗》卷五○五)：“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因画工的丑化，王昭君不为君王所知，不得已而嫁胡虏。对于此事，历来多持同情、惋惜的态度，同时批判画工，暗讽君主。而此诗却一改这种思想取向，从假定性的历史条件出发，得出富有启迪意义的历史结论。这种从反面思考问题的历史视角，使此诗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富有思想意义和理性深度。再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一般史论认为，隋炀帝为了奢侈浮糜的享受与娱乐，修建汴河，引发了隋朝灭亡。而诗人则在批判隋炀帝凿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从当时此河给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客观作用出发，予以肯定。后一首以西施为关注对象。对于西施，人们多把她看作越灭吴的关键因素，是她导致了吴的灭亡。这实际上是女色亡国论。而罗隐则认为，如果西施能导致吴亡的话。那么越国的灭亡又是谁造成的呢?警醒有力的反诘，自然否定了这种论调，认为国家灭亡自有其时。公允而论，历史的发展是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历史结果也具有正反或多重意义。若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历史的发展与结果，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各有新警之处。诗人们对历史陈说的翻案，实际上都是从不同因素、视角思考的结果，显现出独到的史识，使咏史诗放射出强烈的理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