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调，王夫之则完全反夫之的文艺美学思想中都留有十分明显的痕迹。比如王夫之通过对中国历代教育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指出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凝聚了天地间的“清刚粹美之气”，可以“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并认为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保持创造活力的必备条件，同时诗歌礼乐文化是“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的最佳方式，因此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刘勰的《文心雕龙》对王夫之文艺美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影响巨大的。虽然王夫之直接提到刘勰的地方不多，但却深得其精神，刘勰提出的“神与物游”、“敏在虑前，应机立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夫之的现量观。
大体而言，王夫之对孔孟、《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诗品》、《沧浪诗话》、高启、汤显祖、祝允明、唐寅、蔡羽等的基本文艺美学观点持肯定态度，而对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沈约、《诗式》、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三苏、黄庭坚、陆游、前后七子、李贽、三袁等的文艺美学观点持分析批判的态度。王夫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于他能辨证地看待古人的理论思维成果。在《楚辞通释》、《古词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王夫之许多闪光的思想就是在对古代诗词的评点与分析中形成的。
八、王夫之与佛老
王夫之对佛教和老庄学说都作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的态度和且的十分明确，即“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见其瑕”。那么，为什么王夫之会以这样一种否定的态度来研究佛老学说呢?首先是哲学分歧所致。王夫之反对佛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性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如关于佛教的“三界唯心”说，王夫之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客观事物的存在并不由“吾心”所决定，而佛教却宣扬“三界惟心而心即界，万法唯识而识即法”，以“吾心”来取代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其次，王夫之批佛老是出于与其争夺政治文化营垒的目的。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迅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势力迅速扩大，在北魏时达于极盛，到明朝时虽已衰退，但仍然根深蒂固，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佛教对凡念诵梵语者，皆许以佛种，以致芸芸众生趋之如狂，即使是以儒者自居的高级文人也有不少或明或暗地皈依佛门。到明朝中后期，佛教结盟于新学，依托于政府，以新的姿态要与正统儒教分庭抗礼。王夫之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写道：“当万历年中，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以是七试乡闱不第。”从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因不肯附会新学与佛老学说竟七试不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心学与佛教在当时社会与文化界的地位。因此，王夫之批判心学与佛教也是在为儒学争夺自己的营垒。
认祖归宗曾经是中国古代治学与品评人物经常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越是走向近代越是不适用了。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人的眼界逐步开阔，在治学方面拘泥于一、二个人物和学派的现象越来越少，就对王夫之学术思想渊源的探讨而论，早期的研究者注重从形式上推断其门派，后来的学者更倾向于从思想性质上分析其学术承继性，这表明后学中打破门户之见的风气日强，思想日趋开放。研究王夫之学术思想首先需要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因为王夫之学术语境之优良，学术思想立意之宏伟决非一般学者能比。历史赋予了王夫之以坐集千古之智的伟大机遇，而他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从绝境中崛起，他相信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虽然如西天的太阳在壮丽中沉落，但是，在经过漫漫长夜后一定能获得新生。他延续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又在文化整合中进行着不懈的创造，以自己四十余年的心血融百家之长，成就了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实学。1905年11月1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载长篇文章盛赞王夫之学说与亚当斯密的学说东西辉映，西方社会推行斯密学说，所以“揭启新幕”，而中国社会之所以“日虞匮乏”，是由于没有宣扬王夫之的学说。此论虽然夸张，但其提出应给予王夫之学术思想以足够重视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