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也肯定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生活方式。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把“有道”与“无道”作为仕与隐的前提，以“无可元不可”和“义之与比”的态度的去选择仕与隐。如果时世不允许则“乘桴浮于海”，保持人格独立而遨游于江海山林之间。所以，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南容适，孔子欣赏他能全性命于乱世，而“以其兄之子妻之”；又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肯定颜回与自己的“用行舍藏”(《论语·述而》)。可见《论语》肯定了与世游离、特立独行的选择，但未进一步从理论上建立出世者的心灵家园。
士人出世，意味着与名利富贵无缘。孔、老、庄都力求进入超越世俗，不与物迁的逍遥自由境界。孔子自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称赞颜回能安贫乐道(《论语，雍也》)；《论语，先进》描述了“曾点气象”：“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曾点的志向是投身于自然，超然物外，忘世自乐，悠然自适。孔子也是追求精神的“天地境界”和人的精神自由。后儒纷纷欣赏这一逍遥境界。朱熹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人欲尽去，天理流行……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皇侃疏曰：“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李充云：“善其能乐道知时，逍遥游咏之至也。”这都是从审时度势。进退有节的角度来解释的。孔子在孟子心中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圣人”(《孟子·公孙丑上》)。孔子问礼于老子后，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他同样欣赏超然高蹈的方外之人，只不过见到世间种种不平后，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出世独行的思想被深藏于底层。他虽然没有真正退而逍遥，但他视这种逍遥为最高的出世境界。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将“中庸”定为人物德行的最高标准，其中所蕴涵的“无味”、“至淡”则经由何王延伸发扬成“贵无”一说。孔子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庸”之下以“狂狷”为善，其与阮嵇之旷达犹有神似之处。
汉代以来《论语》在人们心里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论语》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当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强有力的官方意识形态时，思想者这时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因此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理论和途径，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东汉的党锢之祸使知识与权力相抗衡的想象彻底幻灭，追寻超越与解脱的道家思想得到士人的关注。汤用彤曾经指出，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喜好道家思想的人为了给自己的学说寻找充足的合理性与实用性，不约而同地挖掘儒道相通之处，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有意、无意地从《论语》经典中阐释道家思想的做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很流行。魏晋士人虽“口谈玄虚”，以易、老、庄三玄为主题，但对于传统的《论语》经典，也同样抱有崇敬的态度。王弼之后的向秀、郭象也以经典注释的方式，在内圣外王的框架内，援道入儒。这样，《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便把人格独立、个性突出、精神自由、姿仪隽爽、风度超逸、举止潇洒、言谈美妙、器识弘旷作为人物品评的主要内容，品评者不但偏于欣赏人物的神韵美、意趣美、情致美，而且总以精约、生动、含义深长的言词来作评语，像清、虚、朗、爽、简、远、达、逸等即为常用的品藻术语。
四、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世说新语》的命名受到了《论语》的启发。《世说新语》又称《世说》、《新语》，但是无论哪一种，它都表明了本书是侧重言语的，“说”和“语”在此意义上相同。可见，此书的命名受到了《论语》的影响。
《世说新语》分门别类的编写体制及前面四门的安排和《论语》的编排也很相似。如“孔门四科”，表现在《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头四门就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共二十篇，每篇下面又分若干章，全书总共五百一十章，而《世说新语》共三十六门，每门下面又分若干条，全书总共一千一百多条，总条数约是《论语》总章数的二倍。和《论语》一样，《世说新语》的最大特征就是采用以类相从的体制。全书分三卷，卷上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卷中有方正、雅量至豪爽九类：卷下有容止自新至仇隙二十三类，每一类中以编者的视角围绕类目对不同的人和事展开论述。
《世说新语》形成于一个政治大动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玄学和佛学获得光大。王昶就主张“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固以玄默冲虚为名”。玄学家的清谈之风，道家和佛教的审美风格无疑对《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评影响极大，但深植于士人头脑中的《论语》的思想，自然而然会或隐或现，这是值得后人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