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大量引用《论语》典故；弘扬《论语》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从而援道入儒；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评；《论语》
　　
　　《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其中有关人物品评的故事很多。近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最早从美学的角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书中条目最多的《赏誉》(156条)及《品藻》、《识鉴》、《容止》、《企羡》5篇，皆为人物品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其他21篇，大部分条目属人物品评。有的条目即使没有“品题”、“题目”、“目”等标示，也多涉及人物品评。《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而每一门都是品评人物的一类别。
　　“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较之汉代人物品鉴，魏晋论人的突出特点是摆脱了政治、道德观念的束缚。“题目(品评)者需有玄学的修养，以得到美的观照的能力。而被题目者亦绝对多数为表征其玄学之情调。”这种变化，主要是玄学人生观进入人物品鉴所造成的。当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特别是言不尽意论作为方法论为人物品鉴所用后，更使人物品鉴成为一种艺术审美活动。另一方面，魏晋时期名僧名士之间善意的互相品评，也是外来佛学与本土玄学的结合。因为佛学之“空论”与玄学之“本无”思想有着天然的默契，名僧风格酷似清流，加上魏晋是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因而得以名人释子共人一流，互相品评，为魏晋人物品题之风增加了特有的内容。但是，魏晋玄学和佛学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儒学荡然无存。相反，汉儒培植的儒学传统，在整个魏晋时期，为相当多的人所继承。刘义庆35岁(公元438年)时，刘宋雷次宗等在建康鸡笼山开设儒学馆等四馆授徒，这证明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那么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论语》自然会被牵涉引用。士人对于儒学的改造，即向玄学的转变是在以儒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时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的基本立场，而只是想在经典的权威已经树立的情况之下，寻找属于自己自由的新空间。儒学传统的延续及其学风的漫衍，必然会使《世说新语》人物品评深受《论语》影响，具体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认同《沦语》人物品评的标准
　　
　　《论语》重德行，孔子教育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四科。德行是根本，而言语、政事、文学则是德行的逻辑展开。《世说新语》把德行作为三十六门中的第一门，其认同《论语》人物品评标准的思想显而易见。从该书大量的事例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该书第一条：“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德行》)
　　陈蕃，字仲举，他“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他的言行是当时人们的榜样，还“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上任伊始，就效仿周武王礼贤下士，颇有孔子以道自任、复兴周代礼乐文化的风范。《德行》第四条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名教，是指儒家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李元礼风度秀美端庄，为人自尊自信，要把名教作为天下品评人物是非得失的标准。又如《忿狷》第四条：“桓玄武与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是孔门德行的代表。温太真(峤)把袁生和“不迁怒、不贰过”的颜回对比，表明了当时人们品评人物时对品德的认同。
　　书中对王祥赞美有加：“王祥少有德行，失母，后母憎而谮之，祥孝弥谨。”(《德行》)又说：“王祥事继母至孝。”(《德行》)“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他可谓孝与礼的典范，从此进人二十四孝的行列。还有：“及威为徐州，世祖赐见，与论边事及平生。帝叹其父清，因谓威曰：‘卿清孰与父?’对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为胜汝邪?’对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远矣。’”(《德行》)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晋武帝对胡质、胡威父子清廉节操修炼程度如此之高的敬佩和称赞；另一方面说明《世说新语》编著者的品评标准。以至东晋宰相王导评论周镇之清时说：“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德行》)可见，以《论语》为代表所确定的伦理道德符合宗法社会的价值标准，已成为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
　　尽管阮籍曾因母丧而毁几灭性，乃至“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任诞》)但还是被何曾指责为“败俗之人”，并建议把阮籍“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或者说“流放海外，以正风教。”何曾本人，“性至孝闰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他可谓魏晋之际最典型的礼法之士。何曾对阮籍的批评亦有理有据，人情人理。除阮籍之外，还有不少违礼之人遭到礼法之士的批评。如：“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任诞》)“(阮)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闯巷。”(《任诞》)其实魏晋名士的内心并非不认同《论语》的礼教，其外在表现不过是乱世中的变形。《晋书·阮籍传》中提到：“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日：‘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嵇康亦作《家诫》：“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闻义让生，若孔文举之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竹林名士的“不拘”，只在小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观点极富洞见：“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另外，苟巨伯宁死不弃友，以“义”保全了整个郡城(《德行》第九条)。邓攸避难时，弃己子保全弟弟之子，突出了他的孝义(《德行》第二十八条)，管宁视片金与瓦砾无异，体现了重道轻利的精神(《德行》第十一条)，周处自新，“终为忠臣孝子”(《自新》第一条)等事迹，都表明《世说新语》对《论语》的传统道德如忠、义、礼、智、信的赞颂。可以说，《世说新语》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代表着正直士人对礼法之治的信仰以及对国家治理的一种忧患。
　　
　　二、大量引用《论语》典故
　　
　　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索引中可以看出《世说新语》直接称引《论语》的条目共有16条，而引《庄子》的有14条、引《老子》的有3条、引《孟子》的有4条、引《墨子》的有1条，引《诗经》的有12条、引《楚辞》的有1条、引《春秋》的有5条、引《左传》的有13条、引《公羊传》的有2条、引《国语》的有1条、引《礼记》的有15条、引《吕氏春秋》的有3条、引《史记》的有14条、引《汉书》的有16条。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对《论语》经典的称引是值得重视的。
　　据范子烨先生统计，全书用典多达37次，光《德行》门就有八次。《世说新语·贤媛》第六条说：“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人。’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人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惟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这里暗用《论语》里的典故。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许允的妻子责备丈夫，就是以孔子所重视的德行作为标准。不过这是反用此典故而已。《简傲》第十一条说：“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乡党》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王子猷在回答桓冲时，两次引用《论语》中的句子来标榜自己的才学，尽管他的回答有点答非所问，但言语之中还是流露出对自己才华的自豪感。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论语》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