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当时，随着秦国的强大和诸侯局势的变化，内忧外患很快让楚国从神坛跌落。楚怀王是楚民族命运的一大转折点，进入怀王后期，楚人引以为豪的强大成了永远的记忆，噩梦开始。屈原因谗见疏，先后被流于汉北、江南，理想破灭。同时楚国一蹶不振，日趋衰亡。屈原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悲剧融为了一体，它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楚民族的，这种悲剧更深沉，更典型，因而它更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可以说它贯穿了屈赋所有篇章。初读屈赋，我们首先被打动的往往是它奇诡的想象，离奇的夸张和艳丽的诗句。稍熟后，就能在它表面热闹和不拘束缚的描述中体会到屈原深深的悲哀。如《离骚》所言：“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舆，”“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抒情主人公总是以凄婉动人，充满无限悲伤的形象出现。一方面担心自己即将老去，不能为国家分担忧愁，另一方面又为百姓生活的艰辛而痛苦流涕。诗人曾“滋蘭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畝”，希望为国家培养人才，但结果却是何其失望和悲伤，“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诗人又上天人地追求理想，诉说痛苦，然帝阍“倚阊阖而望予”，于是诗人慨叹“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即已邃远兮，哲人又不寤。”一切皆告失败，在远游之际又“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诗人运用了瑰丽、丰富、壮观的艺术虚构。在超现实而又更广阔的世界中，进一步展开了尖锐的悲剧冲突。《九歌》相对欢快，但其中人神殊途，其间的沟通和相见的艰难，自然而然地在人们普遍信神的心中投下悲剧的阴影。《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主人公活动的背景显得幽远而凄清，给人荒凉孤寂之感。《少司命》乃男巫迎祭女神之辞，“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少司命自有美子，而男巫为何又愁苦呢?男巫道出了原因：“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与己“目成”、“新相知”固人生至乐，而“出不辞”、“生别离”亦人生最悲。越是分离越是执着，越是没有结果越是倾注整个生命去热烈地追询。《东君》中的主人公是楚人最尊敬的太阳神，它光被天下，威风八面，本应无忧无虑，可它为什么还会“长太息兮将上，心低侗兮顾怀”?《天问》、《九章》、《远游》等无不让观者心情凝重。故刘彦和《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倚靡以伤情。”“哀”、“伤”之情志，应该说是很准确地概括了屈赋的一大特点。
屈原个人的遭遇固然是造成屈赋悲剧色彩的直接原因，但又决不能仅仅用这去解释它的全部。我们可以说屈赋中抒情主人公邀游宇宙、叩天庭、求下女的失败是屈原个人不幸遭遇的有意无意的再现，也可以认为《九章》是楚国后期悲剧现实以及屈原个人悲剧命运的反映。但屈赋中众多神灵的忧伤、失落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应该有屈原个人的因素，但我想造成屈赋这种风格的更深沉的原因，应如前文所分析的，是楚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集体悲剧意识的再现，它虽是远因，但它是根本性的，是整个民族的，它的影响也应更全面更深刻。因此东君、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神的忧伤就不仅仅是屈原个人的了，它已经包含了楚民族的集体情结。用它来解释屈赋中那种挥之不去，潜藏在每个篇章、诗句中的悲剧意味似乎应该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