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惠意识的产生。

　　关键词：屈赋悲剧色彩；中原歧视；楚民族悲剧意识
　　
　　屈原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究其原因，多数论者认为是屈原不幸遭遇所致，笔者以为这种解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更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在楚国历史文化中找到这种悲剧色彩的源头，并在屈赋中看到它的彻底爆发。而其中，中原歧视和讨伐挥之不去是最主要的因素。
　　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其历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殷商时期。楚与殷皆来自东方，应是同族，但楚其时尚为一个弱小部族，在与殷的交往中，常常是遭受欺凌。《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当时的“荆楚”虽然与后来的楚国所指不同，它“应为泛称地名之辞，商师伐荆楚，指其征伐居于荆棘楚木茂密之地的方国或部族”，但楚国已在其中了。荆、楚为地名，皆含微小之意义。今文家《公羊》、《谷梁》以为贬称。《公羊》庄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且荆、楚也本贱木，故芈姓部族以楚为国名后，歧视之义已含其中了。后人也还常抱有此态度，朱熹《诗集传》曰：“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人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苏氏曰，既克之，则告之曰，尔虽远，亦居吾国之南耳。昔成汤之世，虽氐羌之远，犹莫敢不来朝，曰，此商之常礼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在朱熹看来，楚不朝殷，简直是胆大妄为。“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之歧视语气和态度已极其强烈。
　　第二阶段是西周时期。周初，“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当时楚国连盟会都不能参加。周公封有功之臣，“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虽楚也被封以子男之田，但那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性的分封是不可能的。中原之人不但称楚为荆楚，还加蛮或夷，而称楚蛮、荆蛮、蛮夷。《春秋》鲁庄公十年(楚文王元年)载：“秋七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注云：“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然告命之辞犹未合典礼，故不称将帅。”又二十三年，“荆人来聘。”注云：“不书荆子使某来聘，君臣同辞者，盖楚之始通。未成其礼。”他们指的“典礼”、“礼”，当然是周礼，即宗法制度。楚人的制度、言行皆与之不合，故在他们看来是“辟陋”，楚仍是一个蛮夷之邦。到战国时，孟子还骂楚人许行是南蛮鸠舌之人。周王朝统治阶级思想的偏见和高高在上的心理同时导致了南北间几百年不断的战争和对峙。周初，楚人就遭到了征伐。《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史记·周本纪》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索隐云：“昭王南伐楚，涉汉中流而没。”《初学记》卷七引《纪年》云：“(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可见昭王南伐，实在是周楚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南北战争，结果周昭王丧其六师，连性命也丢在汉江里。昭王这次失败，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三百年多年之后，齐桓公率师伐楚，仍以“昭王南征不复”作为借口。昭王之后，继之而起的穆王也曾伐楚，同样遭到惨败。之后周宣王曾大举伐楚，《诗经·采芭》就是歌颂宣王南征的。诗云：“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征伐獧狁，荆蛮来威。”对楚人的敌对态度显而易见。诗人用极其壮丽的诗句歌颂宣王大将方叔的军威，然而周师最后仍然是失败的。《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宣王上距昭王约两个世纪，可知在西周时代，周楚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胜利者总是楚国而惨败的是周王朝。
　　第三个阶段是东周。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兼并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们时而结盟，时而断盟，一时是友，一时是敌，一切皆以自身利益和存亡为前提。但在这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各诸侯在春秋时结盟最多，而且多数是为了对付楚国。前680年，楚文王十年，伐蔡，周大夫单伯与齐、宋、卫、郑会于鄄；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楚始攻郑，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之君会盟于幽；前657年，楚成王十五年，齐、宋、江、黄再次会盟，谋攻楚；次年，齐桓公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师进兵攻楚；前632年，晋军七百乘与宋、齐、秦之师破楚军于城濮，次年因郑亲楚，晋与周及齐、鲁、宋、秦、陈之大夫盟于翟泉，谋攻郑。类似的较大规模的盟会还很多，楚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楚的强大造成了威胁是他们结盟的一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应是他们对周礼、宗亲观的看重，他们把北方诸邦国看成自己人，而把楚看成外人加以歧视和排斥。春秋时期的结盟很大程度是出于此种原因。到战国中后期，秦强，已经威胁到中原诸国的安全，楚才成为了他们联合的对象，因为此时生存已经远远比道义重要，但楚更多的是被作为挡箭牌使用。汉以后的许多政治家还持这种偏见。《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上书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公羊》僖四年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病中国。”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言“蛮夷喜叛，劳师之役，不如弃之”如出一辙，置夷蛮于中国之外。
　　通观楚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原诸国对楚民族基本上是在心理上加以排斥、歧视，在军事上加以全力打击。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产生。它也大大地刺激了楚民族，特别是楚国的上层人物，使他们在心灵受创伤之时，更加热爱祖国，以坚决的态度和更强的实力去征服诸国，以此来对抗中原的歧视，楚人自称蛮夷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同时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不服输、勇于开拓进取、想象的品质。楚民族构建的楚文化元可争议地成了长江文明的核心，它显示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博大的包容精神，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思辩怀疑和否定批判的精神，超越规矩的创新精神及铺张扬厉的感情色彩。“总而言之，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楚式、楚派、楚风。”而这无疑是屈赋艺术精神得以生存的沃土。
　　如上文所述，楚从其发祥开始，就被自认为是正统的中原国家歧视。周人甚至认为楚人“非我族类”，把他们排斥在中国人之外，且屡加侵伐。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几百年，也相互争斗了几百年。这对整个楚民族的心理、精神影响是巨大的，它严重地挫伤了楚人的自尊心，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长期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楚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逐渐地沉淀下来。楚强，从守燎人一跃而成霸主，调令诸侯，问鼎中原，楚人曾为此欢心鼓舞。但中原仍抱偏见，联合侵犯随时发生，以至于楚武王自称蛮夷以抗中原。这可以说是楚人的愤慨之语，也折射出楚人自尊心备受打击后无可奈何的心绪。楚人极力推崇祝融、鬻熊等先圣，屈原也把祖先推到高阳氏，这或多或少可以看作是楚人对心灵备受打击的补偿。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楚成王何以因“夔不祀祝融、鬻熊”而灭同姓之国了。《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大夫栾书的话：“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护、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从中可以窥见楚人在卓绝的创业、光辉的战绩深处，有幽深沉重的忧患——悲剧意识的闪动。